批评通报缘何无的放矢？

　　2006年，甘肃省政府收到各市州、各部门报送备案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共169件。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就这些“红头文件”的备案审查情况进行了通报。其中，部分文件违反《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处罚法》，越权设定行政许可和处罚。（中广网2月8日：《甘肃：叫停11件不当“红头文件”》）

　　通报说，有的文件在法定程序之外增设审核、登记等程序，以此变相创设行政许可；有的在上位法规定的情形之外，擅自增设行政处罚项目；有的将《行政许可法》颁布后已经废止或停止执行的文件作为设定行政许可的依据。等等。

　　省政府办公厅对这些报送备案、涉嫌违法的“红头文件”进行通报批评，目的不外有三：一是提醒部分市州、部门，依法行政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不允许利用“红头文件”牟取部门利益的现象继续存在；三是告诫各市州、部门以此为戒，下不为例。

　　然而，那么多“有的文件”所涉及的被批评对象，到底是哪些市州、职能部门？通报却语焉不详。其中，少数部门居然将《行政许可法》颁布后，已经废止或停止执行的文件作为设定行政许可的依据，问题应该说相当严重了吧，通报竟也以“有的”二字轻飘飘一笔带过，既不伤筋又不动骨。这样的通报批评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实在令人生疑。

　　现在，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无论是地方政府发文“痛批”机关工作人员效率低下，还是主政官员当众“怒斥”某些腐败现象，大都架势拉得不小，措词极其严厉，但又无一例外地对事不对人，习惯于使用“有的”、“某些”等虚指之词。结果，一纸文件下来，几场会议结束，真正有所触动的往往没有几个。大量事实说明，官场腐败丛生，“机关病”久治不愈，都与这种看似强硬，实则疲软的“批评艺术”多少有些关系。

　　之所以如此，可能基于这么几点：一是上面掌握的相关情况多为一些表面现象，深恐点名批评造成“误伤”，留下意想不到的行政隐患；二是存在不成文的规定，似乎当地纪检部门没定性的任何事情，都不能当面锣对面鼓地进行“敲打”；三是顾及分管领导的“面子”与“威信”，担心批了某副书记、副市长手下某部门、某局长，会“影响班子团结”。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现像甘肃省政府办公厅这种毫无震慑力的通报，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