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农民工的子女尽快融入城市

　　看了春节联欢晚会的朗诵《心里话》，心里深有感触。

　　在城市里，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踯躅在大街小巷，眼神焦虑迷茫。城市如此近，又如此远。他们是流动人口第二代。在城市里，这个特殊的群体愈来愈庞大。他们如何融入城市？

　　2000年上海市与外省市的未成年犯人数比大致在6：4,这个比例持续到2002年，但是从2003年开始，这个比例开始倒置，即4：6，到2005年，这个比例已经是3：7，7个外省籍少年犯比3个上海籍少年犯。短短的5年多时间里，少年犯的结构发生倒置，这是值得重视的一个现象。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现象。

　　以前上海外省籍青少年犯罪以流窜犯罪为多，现在来上海时间较长的外省籍少年犯罪现象开始出现。经调查发现，这群特殊的少年可称之为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代城市移民”，他们的父辈80年代中末期来上海，通过各种生存手段站稳脚跟之后，让远在家乡的子女，即他们的第二代来到城市，也有的是在上海生下了自己的孩子。

　　农民工的子女犯罪率上升有各种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无法获得对城市的“文化认同”。作为城市结构的新生组成部分，他们不仅仅是生存意义上融入城市，更在自我认同、生存方式乃至价值观等方面都试图融入这座城市，但屡屡受挫，让这一群体存在着较为强烈的不公平感，导致了自卑、怨恨、仇富等心理。

　　跟第一代城市移民相比，农民工的子女的诉求更高，“他们的父辈是以家乡为参照物，是一种纵向比较，他们能够在比农村生活条件好的城市生存下来，就满足了。但他们的子女，并不这么想，他们是以有城市户口的同龄人为参照物，是一种横向比较。跟父辈相比，他们的不满意度高得多。他们长年在城市生活，甚至在城市出生，对农村老家基本没什么印象，但由于没有城市户口，他们还是被看作农村人。”由于很难融入城市，农民工的子女留下了心理创伤。2004年，一安徽女孩在上海就读时遇到歧视而自杀。农民工子女均表示：命运对他们不公平。

　　全社会亟须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让农民工的子女在成长过程中，能够比较好地接受主流的价值观并融入其中。现在全国很多城市的农民工数量庞大，上海有500多万，一些区县的农民工数量与户籍人口已经是1∶1。跟城市居民相比，这是有冲突的两个文化群体，如果不进行文化上的融合，尤其是农民工的子女的文化融合，迟早要出问题。

　　应当充分重视第二代城市移民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与第一代相比，他们可能会更加趋于激进，诉求的简单化、暴力化和突发性将会更加突出，并形成基于贫困的恶性循环。必须重点关注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完善体制外教育模式的管理；关注他们在城市化改革中的心理承受和宣泄方式，提供相应的心理诉求渠道；完善对他们合法权益的保障机制。

　　正如朗诵《心里话》所说：别人跟我比父母，我和别人比明天。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文化认同问题，是有效预防犯罪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