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登报道歉负面效应不容小觑

　　“今年，各政府部门如果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本职工作，得向全体市民道歉。”日前，深圳市政府秘书长唐杰如是说。此前，市委、市政府曾多次强调，政府部门失职、渎职必须向市民登报道歉。（人民日报3月19日）

　　应该肯定，政府部门失职、渎职，由主政官员通过媒体公开向公众道歉，不仅打破了官场存在已久的“报喜不报忧”传统，体现了直面矛盾、不粉饰太平的工作作风，同时还显示出一种勇于自我批评、正确对待社会舆论的施政态度。

　　然而，在我看来，将失职、渎职官员登报道歉，作为一项问责制度固定下来，很可能产生某些负面效应。

　　比如，对于官员失职、渎职的处理，在国家公务员管理条例和党员处分条例中，都有明确的认定、惩诫条款。其中包括行政记过、党内警告处分、降级降薪，以及“双开”，等等。现在，在相关制度之外，弄出一个“失职、渎职必须登报道歉”的规定，表面看来，似乎加大了行政问责的透明度与执行力度，但实际上，此举对某些失职、渎职的官员而言，大大减轻了他们原本应该付出的政治代价。而且，一旦登报道歉成为问责常态，相关法规的硬杠杠很可能被悄然软化，甚至使之沦为一纸空文。

　　再比如，深圳市长许宗衡要求：政府部门因工作失误造成严重影响的，主要负责人除向市民公开道歉外，还必须公布整改方案，限期改正。若稍加深究，则不难发现，这一举措的“杀伤力”极其有限。既然某部门因工作失误造成严重影响，按说不是登报道歉就能轻易摆平的吧？所谓“公布整改方案，限期改正”，给人的感觉是旨在平息民怨，为当事官员留下规避问责风险的回旋余地。毕竟，登报道歉算不上正宗的处分。况且，所需费用全由公家埋单，一不妨碍某些官员的升迁，二不影响他们的个人收入。这样的整改到底威慑力如何？恐怕不能盲目乐观。

　　其实，对于如何处置政府官员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和推诿拖延、越权办事等行为，目前并不缺少相应的评价、监管、惩诫机制。事实上，这方面的政令、法规、法律的操作性都很强。现在的问题是，某些地方政府很少按章办事，从严问责，而是习惯于去做一些所谓具有社会影响的表面文章。结果，这类“创新性制度”往往轰动一时，却很难产生长久的问责效应。

　　深圳实施的登报道歉制度，将取得何等实效？相信时间和事实会作出准确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