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月份开始到今年年底,三亚市四套班子的领导成员,每个月都要求乘坐不少于3次公交车或出租车,亲身体验群众出行状况,找出存在的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三亚市委、市政府之所以以整顿交通秩序为突破口,下决心改善当地旅游服务环境,据说主要基于这么两件事:一是春节前,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以亲身遭遇,写信给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卫留成,投诉三亚市城市管理水平偏低;二是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江泽林,在大年三十体验“打的”时也挨了宰。
显而易见,江泽林春节期间“微服私访”,与吕日周节前那封投诉信或多或少有些关系。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包括江泽林在内的诸多官员,对当地旅游服务环境到底如何,也许并不十分清楚,或者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否则,市委书记有何必要以一个普通市民的身份,去亲身体验商场、车站以及出租车的运营情况呢?
据此,只须稍微“虚拟”一下相关细节,就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深层问题。
假设市委书记“打的”时,恰好碰上一位职业道德不错的司机,严格按表收费,没有多要那6.4元,情况又将怎样?书记同志会不会据此认为,当地出租车运营状况“基本规范”,或者“还算正常”呢?恐怕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
假设市委书记此次“打的”挨宰纯属偶然,莫非相关部门平时就没有收到过与此有关的投诉?现在看来,的士宰客可能由来已久,只是没有引起相关部门的应有重视,更休言以此为契机整顿旅游服务环境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市委书记“打的”挨宰的偶然中,实际上隐含着某种无法回避的必然。
现实中,类似情况还真不少。对某些关乎民生的社会问题,哪怕群众反应再强烈,政府职能部门,要么装聋作哑,要么研而不究,甚至还想方设法忽悠书记、市长。直到主政官员在“亲身体验”之时,发现问题已相当严重,责令相关部门从速整改,积重难返的境况这才开始出现些许转机。
这类现象说明,情系百姓,在一些为官之人那里,其实至今只是说说而己;如何揣摸、跟进主政官员的行政思路,才是他们分分钞钞都在考虑的事情。如果不通过制度设计,根治这种“唯上不惟下”的官场顽疾,即使地方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倾巢出动,夜以继日地体验民情,到头来也未必能解决多大的问题。毕竟,相关领导不仅公务缠身,而且时间、精力也是相当有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