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被公交车拒载凸显“软歧视”

　　4月8日，在济南历城4路公交车上发生的一幕，令车上很多乘客议论纷纷：四位四川民工因携带行李较多遭到拒载，竟被司机硬生生地推下了车。（4月9日《齐鲁晚报》）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入城市，为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与之不对称的是，许多农民工在辛勤工作的同时，却在生产生活、子女教育等方面遭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如作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伙伴城市青岛，一个市民给当地媒体写信提议，说青岛的市民素质步步提高的同时，在青岛打工的民工素质低，不讲卫生，衣服上沾满油污。因此建议在公交车上隔出小块区域专门供民工使用，这样可以减少市民对民工的厌恶感，消除双方的隔阂和矛盾。同样，江苏盱眙的农民工张浩林在南京鼓楼广场献血车前要求无偿献血，一位女工作人员看到农民打扮的张浩林，竟拒绝了这位农民无偿献血的要求。理由是“只有南京户口的人才能献血”……

　　为什么农民工在洒下辛勤汗水的城市屡屡遭遇“软歧视”，这是由于长期以来，农民工给城市群体留下脏、乱、坏、笨的印象。这当然有其自身犯罪频率高、社会交往局限、文化素质低等原因。同时，进入城市生产生活的农民工群体在陌生的城市社会中长期在经济地位、文化和社会地位上处于弱势地位，这种话语权的缺失使农民工群体长期集体“失语”。这意味着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的残缺，同时也意味着农民工缺少向陌生城市人表明自我形象的路径，而且生活空间的区隔阻碍了城市人对农民工群体形象的认识，城市大众对农民工形象的认识多来自阅读和感性的体验，通过媒体和一些零散的感性接触完成了对农民工群体形象的认识。

　　更为重要的是，现阶段我国的特殊国情使得在不同群体之间采用了不同的制度与政策，这才是歧视行为产生的制度根源。虽然目前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隔离制度有所松动，但对进城的农民工来说，一个根本性的事实就是：户籍制度、教育制度、保障制度、人事制度、医疗制度等歧视性制度依旧存在，传统的城市管理制度仍然只承认稳定的居民，而不承认流动的农民工，依然将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排斥在外。这种制度性的排斥导致了在城市中农民工制度身份只能是“二等公民”身份。

　　城市主体对农民工形象建构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歧视集中效应是城市主体、城市社会组织和城市社会网络甚至农民工群体合力作用的历史沉淀的产物。歧视行为一方面阻碍了农民工经济地位的进一步提高，更重要的是它封闭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空间的途径，削弱了社会的整合性。从而导致了一个充满变化的“无根”的农民工社会结构流荡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之间，成为社会动荡的主要生发源。彻底消除对农民工的“软歧视”，主要依赖于城市主体对农民工形象的重构，而这需要整个城市主体、社会组织、媒体以及农民工自身长时间的共同努力，我们希望这一天来得越早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