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状告省长胜诉再敲依法行政警钟

　　通常说到民告官，我们最常用的一个比喻就是鸡蛋碰石头，不过不久前，在浙江有一位农民就是通过诉讼纠正了省政府的一次行政行为。这是一份比较少见的判决书：在这份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的判决书中，被上诉人是浙江省人民政府，被上诉的法人代表是浙江省省长，而上诉人则是浙江奉化市的12位农民。判决结果是，“浙江省政府法制办公室应诉处于2005年9月1日所作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这就意味着，上诉省政府的12位农民胜诉。（4月12日央视《新闻会客厅》）

　　关于“民告官”的案件，近年来屡屡见诸报端，而且大多是民胜官败。但是对于农民状告省级政府的现象，生活中却不多见。在笔者的印象中，曾记得2005年3月有过无锡150名农民状告国家国土资源部行政不作为的案例，并且国土资源部一审就被判了败诉。这一“农民状告国家部委”的成功实践，在当时虽不敢说是史无前例的突破，但作为一条轰动性的重磅新闻，许多人都将此界定为彰显中国法治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笔者也以为那是当之无愧的。

　　不过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国土资源部行政不作为的前车之鉴，并没有引起相关政府部门的警觉，类似的不光彩现象居然在一年多后，相同级别的地方省政府却又步了国土资源部的后尘。真是时过境迁呀！怎不令人刮目相看？

　　或许，浙江省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败诉，可能涉及个中客观原因（比如因自下而上的虚报谎报等导致的审核失察），但既然是行政行为，省政府就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当然，笔者并不怀疑他们那种闻过即改的态度，不过吃了黄牌的“浙江现象”，也岂能一改了之，其典型警示意义能视若寻常吗？如果咱们再就事论事，触类旁通，省部级都如此，那其它诸如市、县、乡等各级政府部门又会如何？这些已经让人连想都不敢想了。毕竟类似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太常见了！

　　人们都说“民不与官争，贫不与富斗”。这句话如果放在大道理下讲，的确是无可挑剔的。可当一些地方政府机关不能恰如其分地使用行政权力，没有很好地把握住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的尺寸，碰到实际难题就权大于法、惟我独尊时，广大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受到了不法侵害，试想，他们还能沉得住气吗？但让人诟病的是，由于过去陈旧观念桎梏的束缚，在许多地方一经引发民官纷争，民往往又被认定为刁民，而刁民就自然会遭受沉重打击和镇压。难以想像，在这种根深蒂固的背景下，民告官后的后果会怎样？可笔者就是闹不明白，难道任何矛盾的过错方都完全在于百姓吗？

　　浙江12位农民告赢省长的经历，就再次给了人们最好的诠释：不是的！从近年来众多“民告官”成功案例看，其实更多情况下造成的党群、干群关系的疏远和官民矛盾的激化，通常是由个别地方政府的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等行政不作为和行政乱作为行为引起的。那么政府滥用权力，百姓讨回公道，这不仅理所应当，就是政府部门输掉了官司，亦乃天经地义。

　　不可否认，农民状告上级政府，通常情况下都是比登天还难的，但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理屈词穷的现象也不是没有。此次浙江12名农民状告省政府胜诉，其标本意义不仅仅在于司法公正让农民告赢了多高级别的官，更是体现在了全民法治意识的提高程度上。我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明确赋予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国家行政机关提起诉讼的权利。浙江农民告翻省政府，与无锡150名百姓胜诉国土资源部一样，他们所传递出来的法治信息，就是要理直气壮地告诫地方各级政府：老百姓的合法权益是不得随便侵占的，否则，就会擎起法律之剑依法维护正义。

　　当然，“省长败诉”对相关行政机构来讲，这同样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法治教育，不啻于一记振聋发聩的警钟。就像一些网友说的那样，应该意识到，公民“民告官”意识的增强，并不是“刁民”行径的扩张，而是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形成的一种强有力的促进和约束。的确，百姓追求的是如何过上好日子，除非万不得已，谁愿意成天只想着跟政府闹别扭，跟省长、市长，或者厅长、局长们过不去？但是政府机关依法行政不能完全依赖于内部监督，还必须有民众的积极参与监督，才能规范行政权力的运行。倘若不然，要想推进构想中的行政和谐，就可能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