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歧视外来人口妨害城市进步

　　在广州市第六届羊城“小市长”活动的800多份征文作品中，不少小学生提出，要限制外来工流入广州。专家认为，作为广州的“小主人翁”，这些孩子从小埋下某些歧视的偏见是很危险的，对于城市的进步是很大的伤害。（4月12日《广州日报》）

　　征文中涉及外来工问题可谓林林总总，如越秀区某小学五年级的小刘提出，要控制外来人口数量，定期遣返一部分闲杂外来人口，才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天河区某小学学生小林认为，外来人口总体素质较差，难免不自觉遵守各种规章制度，若被五湖四海朋友看到了势必对广州留下极坏印象。所以，小林得出结论，在特定的时间如亚运会期间及前后两个月采取限制出入或限时出入本市中心是最佳方式。

　　其实，外来人口问题这种课题已经超出了我们孩子自己所能够思考的范围。与其说征文中孩子们的观点是他们自己的想法，还不如说是他们的家长和成人社会的某种意识的折射。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进入城市，为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与之不对称的是，许多外来工在辛勤工作的同时，却在生产生活、子女教育等方面遭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为什么外来人口在洒下辛勤汗水的城市屡屡遭遇歧视，这是由于长期以来，他们给城市群体留下脏、乱、坏、笨的印象。这当然有其自身犯罪频率高、社会交往局限、文化素质低等原因。同时，进入城市生产生活的外来人口群体在陌生的城市社会中长期在经济地位、文化和社会地位上处于弱势地位，这种话语权的缺失使外来人口群体长期集体“失语”，这意味着外来人口利益表达机制的残缺，同时也意味着外来人口缺少向陌生城市人表明自我形象的路径。同时，生活空间的区隔阻碍了城市人对外来人口群体形象的认识，城市大众对他们形象的认识多来自阅读和感性的体验，通过媒体和一些零散的感性接触完成了对外来人口群体形象的认识。

　　更为重要的是，现阶段我国的特殊国情使得在不同群体之间采用了不同的制度与政策，这才是歧视行为产生的制度根源。虽然目前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隔离制度有所松动，但对进城的外来人口来说，一个根本性的事实就是：户籍制度、教育制度、保障制度、人事制度、医疗制度等歧视性制度依旧存在，传统的城市管理制度仍然只承认稳定的居民，而不承认流动的外来人口，依然将进入城市的外来人口排斥在外。这种制度性的排斥导致了在城市中外来人口制度身份只能是“二等公民”身份。

　　城市主体对外来人口形象建构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歧视集中效应是城市主体、城市社会组织和城市社会网络甚至外来人口群体合力作用的历史沉淀的产物。歧视行为一方面阻碍了外来人口经济地位的进一步提高，更重要的是它封闭了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空间的途径，削弱了社会的整合性。从而导致了一个充满变化的“无根”的外来人口社会结构流荡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之间，成为社会动荡的主要生发源。

　　要彻底消除“小主人翁”对外来人口的歧视，主要依赖于城市主体对农民工形象的重构，而这需要整个城市主体、社会组织、媒体以及外来人口自身长时间的共同努力，我们希望这一天来得越早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