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讨也要“持证上岗”?

　　日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完成的一项社会调查报告显示，广州流浪乞讨者超过95%属于“职业乞讨”。有关专家建议，对那些确属家庭经济困难和社会保障无法解决生存问题的行乞者，有关部门可对其发放“行乞信用证明”，以进行分类管理。（5月16日新华网）

　　目前，在不少城市，“职业乞讨”大量出现，而且欺诈性行乞不断增多。如何加强对职业乞讨群体的管理，的确是一件让政府官员为之头痛的事情。专家之所以建议发放“行乞证”，据说好处有二：一是可以维护行乞者的合法权益；二是便于规范管理其乞讨行为。乍看上去，这一思路似乎不错，但稍加分析，却不难发现，此举不仅弊大于利，甚至还可能造成新的社会问题。

　　先从技术层面上讲。仅对“行乞证”申领者的资格审查，就足够相关部门喝一壶的。眼下，那么多职业乞丐，且来自不同的地区，究竟凭什么给张三发证，而将李四打入另册？是看乞丐所在地乡镇政府开具的“贪困介绍信”？还是派人暗中观察三五个月，对他们的职业操守逐一进行科学考量？问题是，绝大多数职业乞丐居无定所，流动性大，即使相关部门为此付出再多的行政成本，恐怕也很难将其资质弄得一清二楚。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那些欺诈成性的职业乞丐混迹其中，且煞有介事地“持证上岗”，那岂不更麻烦了？

　　再从法律角度而言。每个公民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沿街乞讨。换言之，只要不危及与他人与社会的利益，职业乞讨也是合法的。所以，对乞讨的制度化约束，理当比照对其他谋生手段的管理方式。而发放“行乞证”，势必将其中一部分职业乞丐踢出乞讨队伍，甚至将使之沦为在旁人看来，有行为不端之嫌的“非法人员”。这，无疑直接剥夺了他们靠乞讨为生的人身权利。而政府的责任，在于创造社会的公平，让贫者、弱者找回做人的尊严，而不是制造不同群体，或同一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发放“行乞证”，显然有悖现代法治社会以人为本这一基本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