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乞讨者“持证上岗”未尝不可

　　日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完成的一项社会调查报告显示，135位被访流浪乞讨者中，仅有5人属于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或劳动机会，个人或家庭遭遇天灾人祸却又缺乏社会救济，只能通过乞讨行为以获取生存资源，有超过95%的属于“职业乞讨”。针对职业乞讨现象，有关专家建议，对那些确属家庭经济困难和社会保障无法解决生存问题的行乞者，有关部门可对其发放“行乞信用证明”，以进行分类管理。（《法制日报》5月29日）

　　针对乞讨者是否要“持证上岗”的问题，一时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出乎意料的是，坊间舆论几乎众口一词，一致反对“持证上岗”。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乞讨队伍鱼龙混杂，由来已久，将其纳入规范化管理，“持证上岗”作为一种尝试，未尝不可。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行乞资格证有利于城市管理体现人性关怀。有专家认为，现代社会，宽容乞讨是一种文明；允许乞讨，体现的也是一种人性关怀。早在十六世纪，西欧就有国家出台了针对残障人士的“行乞证”制度，而今这种制度已经在英、法、德、荷等国广为建立。也正是基于此，让政府承担起鉴识、管理和规范乞丐群体的公共责任，有关部门对乞讨者发放“行乞信用证明”，理当成为一种期待。从另一个角度看，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给真正无劳动能力的人发乞讨证，将假乞丐清除出去，有助于消除“职业乞讨”的不当存在，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救助。

　　加强对职业乞讨群体的管理和规范，可以以现有救助站为主体，联合公安、流浪乞讨人员户籍所在地政府等部门，对流浪乞讨人员的具体情况和经历进行信用审查，在家庭和社会保障确实无力解决困难的情况下，对其发放行乞信用证明。政府为乞讨者建立档案，并在部门、片区之间进行通报，对他们的行乞方式、时间及地点进行规范，加强对乞讨者的统计、引导和管理，促使他们做到文明行乞。

　　也许，对乞丐颁发从业人员信用(资格)有一定难度，行乞人员常年流浪在外，行踪不定，身份信息非常模糊，有关部门对乞丐身份进行甄别的难度非常大。同时，即便有关部门通过调查能审核出“有信用的乞丐”，发证之后也很难进行有效地监控管理。因此，管理难度的过大和管理成本的过高，注定了“发证管理乞丐”将在现实运作中沦为形式，由于一些客观原因，还会引发社会负面效应。这是反对存在的理论说辞，问题的关键是，如果因管理难度过大和管理成本过高就回避问题的存在，是不是就能做到有作为的依法行政呢？

　　乞讨一旦成为一种职业，当乞讨职业化、专业化、甚至机构化时，乞讨便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乞讨了。在一个尊重个人选择的社会中，不正当的平等诉求，最终将损害我们对平等的追求，社会因此会陷入止步不前的境地。当抱腿乞讨、堵车乞讨、遥控乞讨变得越来越肆意、越来越具有进攻性的时候，不仅乞讨本身变得晦暗，行人的正当权益也被绑架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日渐萎缩，我们拿什么去应对？

　　无论怎么看，解决乞丐越来越多这一社会问题，破除乞丐收入堪比白领的尴尬，是不能再耽搁下去了。需要指出的是，一个社会仅有民主和法治是不够的。一个文明的社会，任何复杂的情况都不应该使我们放弃对同类给予最大可能的尊重。所以，在限制乞讨的问题上，政府既要致力于对丑恶的清除，更要实施对弱者的保护，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社会公正。按照罗尔斯的理论，所谓社会公正，就是公民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合意的标准。换言之，它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和平相处的政治底线。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其中便包括实现自我表达的政治权利，乞丐也不例外。

　　只有消除了非正常乞讨行为，我们所希望的安宁秩序才会成为现实，我们所期待的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实至名归。在对待乞讨问题上，必须寻求根本的解决之道，笔者以为，教育和社会保障是两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教育是个人发展的起点，没有教育只能意味着永远的穷困，以及有限的见识。社会保障的目的不是对普通人的施舍，而是保护个人生产力和尊严所必不可少的保证。也就是说，我们既要通过教育从思想上消除职业乞丐，同时也要致力于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以免除乞丐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