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第三方参与立法喊好

　　武汉将改变主要由政府部门起草法规的单一起草模式，引进第三方参与地方性法规起草工作，逐步实现委托起草、联合起草，形成多元化的法规草案起草渠道，努力实现公权与私权间的公正和平衡。（7月1日中国广播网）

　　来自武汉的这条新闻，是个好消息。说第三方参与地方性法规起草，是我国法治进程中的一块里程碑，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恰也不是夸张。按照现代立法原理，立法本是权力和利益之间的博弈和妥协。立法能不能做到公正，说到底要取决于各个群体能否表达自己的诉求。长期以来，在我国大量的地方立法和行政立法中，都是由政府部门起草。换言之就是谁是执法部门，谁就是立法草案的起草部门，甚至是整个立法过程的主导者。显而易见，部门立法实际上是从源头上就将其他群体的利益诉求排除在外了。

　　如果在价格听证会前，就把一切都搞定了——“剧本”（涨价方案）是利益方写的，“演员”（听证代表）是利益方选的，这“戏”会怎么演自然就没有了悬念。同样道理，集执法者身兼立法者于一身，那法规又会向何处倾斜，恰也不言而喻矣。法治社会的原则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然而必依、必严、必究都离不开一个前提，这就是法律法规必须是公正的。要是立法过程就是权力寻租的过程，明修的是法制化的栈道，暗渡的是部门权力利益化的陈仓，那么所谓必依、必严、必究，岂不意味着公众利益“合法”地受到损害？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起，中国立法制度中开始实行公布立法草案征求意见、人大审议立法准许公众旁听、看法分歧举行听证会等做法，到今天又引进第三方参与地方性法规起草，从源头上探索民主立法，这个演进轨迹，不也正是我国社会主义政冶文明发展的一个缩影吗？尽管立法制度的改革从实践到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条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