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卖血供子女上学是谁的悲哀

　　河北怀安部分村民卖血供子女上学。该县隶属河北，为贫困县，虽然国家早已全面推行“普九”，并针对贫困生实施“两免一补”政策，但是当地农民为子女求学的负担依旧没有减轻。当地学校推出各种名目费用，让农民不堪重负。长久以来，卖血浆成了这个村供子女上学的重要经济来源。村里有村民平均3天卖血浆一次，有的人则在学校临收费前，就去卖血浆。（《新京报》6月25日）

　　怀安县血浆站对上王庄村民来说，已成了支撑梦想的补给站。卖血浆供学在当地变得日常，村里人都渴望孩子能读上大学，不再事农。问题是，村民卖血的频率已远远超过了卫生部《单采血浆站质量管理规范》的规定：供血浆者两次供血浆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14天。至于一旦孩子考上大学，往往会出现夫妻同时去卖血浆的情形，更是让人难以想象。

　　国家为减轻农民负担，2000年在全国推行“普九”，减除学费，并在2006年针对贫困生推出“两免一补”政策。问题的关键是，农村学校仍存在有各种名目的收费项目。新华社记者曾在上王庄采访时发现，即使是享受“两免一补”政策的学生，也仍然要交不少费用。农民的经济状况本身就不容乐观，而沉重的教育支出负担更是威胁着农民家庭。农村家庭子女教育费用支出成为家庭的最大支出，教育开支正日渐成为农民生活中的不能承受之重，随时都有坠入贫苦的危险，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因教致贫”现象。

　　花钱让孩子受教育，如今在农村一些地区变得越来越不容易。一直以来，送子女上大学几乎是贫困家庭的唯一希望所在。然而，随着用人单位的日益理性，以及社会务实风气的形成，大学生的学历开始“贬值”了。当应届大学生遭遇就业寒流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其生活困难，压力加大，也难免会发出“读书有什么用”的质疑。

　　前些天，网络上一篇《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文章，生动地描述了一个农民子弟通过怎样的艰苦努力才和城市白领坐在“星巴克”一起喝咖啡的经历，一经刊出便引起了关注和议论。其实，他还是幸运的，毕竟成功了，多数人却未必能够成功。读书不仅不能带来实惠，反而会出现“读书致贫”、“读书返贫”的困局。

　　作家韩少功对这些人也有一层忧虑，他曾发表文章《山里少年》，文章写道，村里那些“面色苍白、人瘦毛长、目光呆滞、怪癖不群的青年，如果他们衣冠楚楚从不出现在田边地头，他们的身份：大多是中专、大专、本科毕业的乡村知识分子。他们耗费了家人大量钱财，包括金榜题名时热热闹闹的大摆宴席，但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正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和自我心理压力，过着受刑一般的日子。”不难看出，“读书无用”的背后是严峻的就业形势。正是因为就业难，重金投资教育却“血本无归”，才有了“读书无用”的怨言。

　　农民卖血供子女上学实在是教育的大悲哀、大不幸。就连一向被视为文盲的农民能对教育现状有如此独到深刻、一针见血的认识，不可谓不石破天惊。农村家庭“因教致贫”，供孩子读书一贫如洗，也从另一方面显示出农民深受教育之害是何等之深。

　　教育涉及千家万户，关系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公正。加之教育的公共性质使过高的教育支出成为危害社会公平的敏感问题，使公共教育体制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危害极大，必须尽快进行根本治理。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加大对教育的支付力度，明确政府是教育的投资主体，让更多的孩子有书念、更多的家庭有存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我们一再说，国家只有更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投资，严格控制高收费，使收费标准走向公开化、合理化和透明化，严厉制止由收费产生的教育腐败，才根本有利于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才能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问题是国家政策出来了，经费投入了，但基层民众却没有得到应得的实惠，不知道何时才会少一些不靠谱的怪事，但愿这样的荒唐事不要持续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