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吃喝，是禁还是限

　　“公款吃喝，一桌饭成百上千块，既浪费，又耽误时间。建议国家出台规定，禁止公款吃喝”。昨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发改委主任米东生建议。米东生建议，国家禁止公款吃喝，规定公务招待全吃自助餐，“这其实很容易办到，国家出台一个硬性规定就可以了。自助餐方便、节俭、健康卫生，其实我身边很多人也不愿意耗在饭桌上。”（3月9日《新京报》）

　　公款吃喝是个老掉牙的话题，中央多次下文明令禁止，各级官员哪里管得住自己的嘴。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在中国干部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革命”小酒天天喝，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夫妻背靠背，妻子愤然找纪委，纪委说，吃喝也是为工作，招待了不吃也是浪费。这个段子虽然有些调侃味，却也反映了一种社会现实状况。上级下级是遍吃，异地系统之间是互相吃，钱多的单位是自己吃自己，吃来吃去都是人民的血汗钱。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一年的公款吃喝费已经到了几千亿，而且还在逐年攀升。难怪有人说公款吃喝一年就能消费掉一个三峡工程。有统计表明，我国行政费用25年内增长87倍，达到世界超一流水平。“吃”成了单位的“漏斗”和“黑洞”，凡是违纪违规的开支，都可以以“吃”报销。一些单位吃掉了办公楼，吃掉了职工的福利甚至工资，一些乡镇吃掉了农民建桥修路的集资、盖学校的血汗钱。曾几何时，公款吃喝成了一个痼疾，上面三令五申不准公款吃喝，可公款吃喝我行我素。人大代表建议国家出台规定禁公款吃喝，为我们遏制公款大吃大喝提供了一种思路，从根本上杜绝很难，要从制度、措施、监督上抓起。对于公款吃喝歪风，首先要有一个严格的规划，到底什么叫职务消费，职务消费的标准怎样，由谁来监督，以及如何监督。

　　大吃大喝贪污浪费实质上是制度的缺陷造成的，不但造成了经济上的重大损失，而且加大了社会的分歧，这种不健康的状况使不法交易容易完成。中央进行制度建设，控制这种大吃大喝的状况是完全有必要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革是一种特殊的交易过程，制度变革能否发生以及如何运行，主要取决于制度变革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即只有在制度变革所带来的收益大于制度变革所需要的成本时，才能发生。在限制公款吃喝中，政府是改革的主体。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也是一个“经济人”的单位，因为政府是由政府中的政治家和公务员组成的，这些人都是“经济人”，他们都有自己的私欲，都追求个人的利益，由这些人所组成的政府当然也有自己的特殊偏好。公务活动需要吃饭本来合情合理，然而，现行的公款吃喝费用非但水涨船高，严重混淆了公、私界限，导致行政运作成本居高不下。公款吃喝经费的使用和管理上漏洞百出，给国家财政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也严重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长期以来，“公费”充当冤大头，为一切私人半私人的消费“埋单”，加剧了政府公共事务活动经费支出制度上的危机。一般认为，政府通过制度变革提供制度安排所要实现的收益有两个方面：即经济方面的收益和政治方面的收益。对于政府来说，是要通过改革降低成本，节约财政支出，遏止腐败，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

　　丹尼斯•缪勒在《公共选择理论》中说：“政府，作为一种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的机构，其存在会减少人数众多时获取个人关于公共物品和外部性的偏好的信息所需的交易成本和谈判成本。”要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建立节约型政府当然要加强教育和提倡自觉，不过更关键的是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法制，从根本上消除滋生浪费的原因。尤为重要的是，加大执法监管力度。执法必严，并加强司法监督、审计监督、媒体监督和人民监督，有效遏制一些人“大慷国家之慨”的路，通过有效约束和社会监督机制确保公车职务消费的刚性。只有让以往不为纳税人能够直接监督的公务消费活动，逐渐走到“阳光下”，让公款吃喝公开化、透明化，让老百姓和纳税人有知情权、监督权，才能彻底消除滋生腐败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