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公祭暴露制度缺陷

　　清明节就要到了，各地又掀起了一轮公祭热潮。近年来，全国各地公祭之风盛行，祭祀的地方多了，免不了要抢“祖先”，出现了“伏羲东奔西走，黄帝四海为家，诸葛到处显灵，女娲遍地开花”的热闹局面。公众质疑：公祭变成“比面子”、“赛政绩”（4月1日人民日报）

　　说公祭已经泛滥，并且正在成灾，不是危言耸听。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以来，已经有数十个地方政府推出公祭活动。公祭活动已成了一些地方官员沽名钓誉作“政治秀”的秀场。公祭耗费的公款，更是惊人。中部某省投资建设的公祭场所斥资1.8亿元，南方某市用于公祭大禹的投入则为2亿多元。

　　劳民伤财的公祭活动应当废止。然而为什么巨额公款可以被一些官员用来公祭，这显然是更发人深省的。公祭所费，动辄数百万数千万甚至过亿，而在现行的预算收支科目规定中，根本没有其立足之地。公祭的公款，要么是偷梁换柱挪用预算内资金，要么是游离于预算之外的资金。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属违法。而违法行为能大行其道，恰又暴露了深层次的制度缺陷。

　　曾读到新华社新闻：丹麦小城法鲁姆的市长在任期内花大力气为市民提供福利，因花光市政财政，结果吃了官司。乍看之下这很冤：钱都花在市民身上，怎么还被法律追究呢？然而人家评判事情的尺度只有一个：合法还是违法？财政经费怎么花、花多少、花在哪，都必须得到授权。这位市长未经授权，自作主张花完了财政经费，无疑是滥用职权，因此被判有罪，恰叫天经地义。

　　地方政府随意使用公共资金，官员一拍脑袋就决策，花钱没谱，既是一个老毛病也是一个通病。要真正杜绝公款公祭等“形象工程”，就须釜底抽薪，让热衷于搞“形象工程”的官员不仅不能从中得到好处，而且更要为之付出代价——沽名钓誉的成本高到不但邀不了功激不了赏，相反要身败名裂，比如像丹麦市长那样成被告吃官司，谁还敢肆无忌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