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锦春案反证制度控腐的必要性

　　有“中国纪委书记第一贪”之称的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贪腐案，于23日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据检方指控，曾锦春犯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罪，涉嫌受贿金额总计3152.25万元，另有960.75万元财产来历不明。（《第一财经日报》4月23日）

　　应该说，在近年省部级高官纷纷落马的反腐环境下，曾锦春的倒下似乎并不足大惊小怪。然而，曾锦春纪委书记的身份却让中国官场发生了一场强烈“地震”。

　　纪委书记，群众心目中的“包青天”，却走向了人民的反面，背离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反腐倡廉职责。群众不禁要我问，反腐倡廉，我们还能指望谁？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长期以来国人就有着浓烈的“包青天情节”，这种情节表现在反腐工作中，就是希望把治贪反腐的重任寄托在一个铁腕清廉官员的身上。可以说，这一情节在反腐政策上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映，国家在制度安排上主要依靠法律体制之外的纪委就是明证。

　　当然，纪委作为党的反腐倡廉机构，承担反腐职责有其优越性，这体现了党的领导，同时也便于统领协调反腐工作。但是，由于纪委本身并未完全纳入法制化轨道运作，其执行职务的行为具有很大的人为性和随意性因素，前段时间发生的某地纪委致人死亡就是例证。加之，纪委的作用主要在于事后的查处，事前预防更多的停留在道德、纪律等软约束层面。因此，有必要将纪委的工作纳入法制轨道。同时，更应立法赋予并保障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群众及媒体的监督权，提高政务、党务工作的透明度，加强审计、监察等日常监督，发挥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构的作用。

　　早在20年前邓小平同志就指出了制度的重要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虽然近年来中国也强调制度反腐，但是实事求是地讲，系统的反腐制度尚未建立起来，控腐、反腐的法治化程度仍然有待提高。“中国纪委书记第一贪”案再次反证制度治腐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