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国务院法制办同意,五四青年节半天假期的适用人群为14至28周岁的青年,全国3亿多青年将可享受这个假期。哪些单位真会放假?半天假又能干些什么?连日来,记者展开调查发现,虽然有了相关规定,但五四青年节半天假期却遭遇“落实难题”。至于14至28岁的放假年龄规定,由于缺乏可操作性,被普遍忽略。(5月4日《广州日报》)
公共政策作为管理国家的一种重要手段,始终贯穿于国家的各项活动中。美籍加拿大学者戴维·伊斯顿从政治学系统分析论出发,认为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权威性决定的输出,因而得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有权威的分配”的结论。由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甚至有些方面还比较欠缺,因而造成我国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在一些地方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就事论事,五四青年节半天假难落实,多数单位未通知放假,足见当前我国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在一些地方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因此,增强公共政策的权威性显得十分重要。
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稳定性是公共政策权威性的基本前提条件。如果公共政策制定缺乏科学的理论预设、严密的逻辑论证,或对公共政策的可操作性估计不够、资源投入不足、时间安排不当,或相关政策冲突、政策多变,都将使部分政策失效。而公共政策失效可能直接导致公共政策执行的失败,致使公共政策执行权威受损。换句话说,共政策是否具有权威性,有赖于它的制定是否科学合理。科学合理的政策应该目标明确,其执行也应该具有可操作性。加强政策规划和政策开发,制定科学合理的新政策,使公共政策的执行得以发挥协调一致的整体效应,有效挖掘和充分开发公共政策的潜在资源,确保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
公共政策制定是对公共利益的权威性分配行为,把握公共政策制定主体的复杂性,强化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公众参与,才能推进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合理和有效。正如亨廷顿所说,参与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结果。涉及到群众利益的决策,群众享有知情权和参与权。只有让群众充分了解政策,才能调动公众的积极性,工作才会减少阻力。随着政治现代化的推进,公民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其要求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声音愈来愈高,愿望也愈来愈强烈。如果政府无法满足公众的需求,很可能导致公众的不满以及对政府的不信任,一旦政策主体无视或无法满足公众需求时,他们也可能会由政策的支持者转变为政策的反对者。阿尔蒙德就曾指出政治不稳定产生于“政治体系的能力和社会需求的脱节”。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仅是一个宏观的方向和原则问题,更需要结合实际把它转化成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和细则规定。在公民参与社区的发展与建设方面,美国的城市居民参与城市的建设与管理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美国加州政府规定:城市综合规划过程必须有居民参加,而且尽可能是在规划制定的早期就广泛收集公民的意见;市民委员会成员是社区中的积极分子,由有特殊才能者或对综合规划有特殊兴趣者组成;在城市开发上强调公共机构与市民参与的必要程序。也就是说有了公共机构和市民的参与,规划项目不一定能通过审批程序,但是如果没有公共机构和公民的参与,项目根本不可能进入审批程序。
政治权力只有转化权威,才能带来服从与认同的可能。缺乏服从性的权威不能称其为权威。政府权威赖以建立的社会基础是广大人民群众。要提高人民群众社会参与的积极性,培植和争取可依靠的社会力量。要通过教育,培养人们自觉维护党和政府权威的意识。公民的自觉性、主动性意识是政府权威遵从的最高表现,是政府权威发展的内在推动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