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汶川地震后的第三场新闻发布会,卫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高强介绍,已有上万名医疗人员进入灾区。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王羽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情况下,人在无水、无食物时可支撑5日—7日,之后的几天,将是对受灾人员实施最后抢救的最关键时期。卫生部承诺,震后无大疫为其职责所在。同时也表示,将对幸存者实行心理治疗与身体治疗同步的综合治疗方式,而无医保者,其救治费将由政府埋单。(5月16日《新京报》)
5月16日,是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公众刻骨铭心的第4天。同时,它也是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日子:1958年5月16日,大跃进开始,各地出现亩产万斤的“卫星田”。我们希望,值此双重“特殊时节”,卫生部作出的一系列承诺或表示,会切实化为对灾区人民应尽的社会担当使命,而不要变成了“放卫星”。
诚如王羽司长所言,之后的几天,的确“将是对受灾人员实施最后抢救的最关键时期”。或者说,实际情况比他所言的更加紧急,“一般情况下,人在无水、无食物时可支撑5日—7日”,但对废墟中的灾民而言,这“一般情况”无疑是“理想情况”。即使是业已被救出废墟的灾民,如果不能及时加以治疗的话,伤病致死,将成为主要次生死亡之一。所以,即使“已有上万名医疗人员”进入灾区,我们不妨再多派一些人员过去;即使夜以继日的工作使得医疗人员处于“亚健康”的状态,我们也不妨再辛苦一点,毕竟,我们付出更多一点努力,事实上将意味着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除了直接投身于救死扶伤的抗震救灾战场,作为特殊的职业群体,医疗部门的人员还承担着另外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疫情防治。“大灾之后有大疫”,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俗语,也是人类抗灾史上血的教训总结。疫灾有时或许会独自发生,但如果防治不得力,它却多半会成为其它灾难的“忠实追随者”,在人们麻痹大意之时,悄无声息地露出狰狞的面孔。某种意义上而言,失控的疫情,将成为杀伤力毫不逊色的新灾难。卫生部眼下实施的,腐烂尸体掩埋、灾民注射防疫针以及对相关人员实行隔离治疗等,无疑是非常明智的,但这只是防疫工作的开端,灾后防疫必然是一项事无巨细的宏大工程,尚需再接再厉、多方筹备。
抗灾之初,就有不少媒体呼吁,对幸存者的治疗,应引入心理干预的方式,这类“关乎心灵”呼声深深地感动了笔者。的确,一场空前的地震灾难,伤及人们的不仅是其身体,也包括了心灵:温馨的家园,瞬间成为废墟;昔日相濡以沫的亲人,如今天人永隔,再怎么坚强的人也会心如刀割、心灵破碎。尤其是对那些孩子们而言,如果不能及时予以心灵的呵护与抚慰,这场灾难,将成为他们终身抹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即使没有身临其境,凄惨无比的景象,也足以使公众耗尽心理能量,倍感悲情。对幸存者实行心理治疗与身体治疗同步的综合治疗方式,显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绝对必要的。
卫生部发言人称,“但这项工作还是一个长期过程”,笔者能“理解”这句话的言下之意:心理卫生重视不够,相关从业人员匮乏,诚然是公共卫生长期积累的盲点,也的确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改变现状。然而,我们能否苛求灾民们等到工作人员充足的那一天才“心碎”呢?事有轻重缓急之分,我们有必要,通过相关措施把尽可能多的专业人员派往灾区,如今,那里才是他们必须坚守的职业阵地。事宜重大,切莫推三阻四。
而对于无医保者,其救治费用尽数由政府埋单,这是合情合理的应有之义,卫生部大可不必说得吞吞吐吐。我想,不会有人对失去了财产、家园以及亲人的灾民们享受这“特殊待遇”抱有丝毫非议,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是公众共同的愿望。值此非常时刻,我们也不会“精明”地以此为契机,重提医疗体制百般不是的旧账。某种意义上而言,此举反倒是医疗卫生向公共性回归的可贵尝试。
众所周知,卫生部是“多事衙门”,其所辖公共医疗卫生工作,也每每遭遇诟病。旧事姑且不提,我们希望,在此沉重的灾难面前,卫生部务必不打折扣地兑现对灾区人民应尽的社会担当承诺,千万不能“放卫星”,公众将全力支持,也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