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震灾也是抗灾救灾

　　四川汶川震灾发生后，面对着不断增长的民众伤亡数字，举国为之悲痛。含着这悲痛，各方救援工作积极迅速地开展着，争分夺秒，以求从死神手中挽救更多的生命。

　　与此同时，我们也听到了对震灾反思的声音。5月13日，范大中在《信息时报》撰文，他依据地震前媒体报道的“四川绵竹蟾蜍迁徙”、“湖北恩施塘水自行消失”等未被解读出“预警功能”的自然现象，提出质疑：大地震前我们对诸多预兆是否太大意？而与纸媒相比，网络质疑声势必会更为强烈。实际上，诸如“为什么未能预测到此次强震”，“地震暴露的危机意识匮乏”，“为何24小时内无法赶到震中救援”等至今仍是网友讨论的热门话题。

　　灾难发生，质疑声响起，这原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说得玄虚点，我们可以不同意反思者的观点，却务必尊重其发言的权利。说得谦虚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事情的发展，似乎要比我们想象得复杂太多。

　　翌日，乐毅在《现代快报》撰文，针锋相对地批评了范大中的观点，认为他是“事后诸葛亮”，其观点“不具备可操作性”——“像绵竹大规模蟾蜍迁徙这种现象，也许吻合了地震局内部可能存在的某份对川北地震的中长期预报(只是可能而已，没有也不能算错)，但地震局能据此就要求政府命令川北地区的几千万人民，在三个月内露宿街头，且不进厂房、办公楼上班么？”同日，曹林也在《新京报》撰文，针对网络质疑声，呼吁说“人命关天，抗灾救人是当下最要紧的”，“其他的事情，按部就班最终一个都不会少，受害者总会得到救助，好人总会得到奖赏，坏人总会受到惩罚，问题总会在反思中得到揭示和解决。”

　　质疑者被质疑，这原本也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说得庄重点，在必要的争论中消除各自的偏见，我们才能获取真知。说得诙谐点，人在江湖漂，谁人不挨刀。但事情的状况，显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纯粹或是爽朗。

　　曹林认为，“在我看来，在一个健康理性的社会中，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救灾重点，救灾时大家就集中力量救灾，反思时就要反思，问责时就归问责。”言下之意无非是说，在救灾的关口谈质疑反思是不合时宜的。乐毅则来得更为干脆，他认为，地震科学的作用不在“准确预报”，而在于“开展后续救灾工作的基础科学依据”、“辟谣使非震中地区的人能安然入梦”以及“为子孙后代造福的长线投资”，从而得出结论：“其实真正做地震研究的科学家，在地震以后往往较一般人更难受。因为他们常常要第一时间赶到灾区，在情绪激动的灾民们的骂声中直面那些悲惨现场，心中充满了挫败感。所以，大家还是多给一些理解吧。”言下之意无非是说，反思者的质疑是不可理喻的，也侮辱了科学及科学家们。概言之，不管是巧妙暗示，还是坦言直陈，在二人看来，稍有质疑之心的反思者，似乎成了眼下抗灾中最不合时宜的风景，乃至是只具备破坏性的一群人。

　　这下，真问题就来了。如果不同意反思者的质疑，我们大可以就事论事，对其观点进行纠偏，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可以“一棍子打死一群人”，最终把反思本身也驱逐于关注震灾的合法视角之外呢？反思果真就如此不合时宜、不可理喻吗？毋庸讳言，在笔者看来，以全然拒绝反思的形式进行的任何所谓舆论纠偏，妄论会有什么价值，而事实上其本身早就偏得荒诞不经了。

　　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为：在震灾中，反思绝对不是破坏性的异己力量，而是其必要的组成部分，对眼下的救灾，将来的防灾，以及补缺国家安全机制方面，无疑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空说无益，兹列三点例证如下。

　　其一，我们有必要尽快反思，公众是否具备科学的防震知识、防震意识？这不仅是为将来有可能发生的其他震灾做预防，更是为了在眼下这场灾难中保护更多人的生命财产。据专家们介绍，依然会有余震发生，那么，尽最大努力，使受灾人群免于：自救知识缺乏而直接导致的次生态伤亡，是我们不可推卸分毫的责任。

　　其二，我们承认地球是难认识的，地震是难预防的，人类的科学水平是有限的，但是，对诺大的一场地震丝毫都无察觉，对之前见诸报：处于地震带的一些地区出现“蟾蜍搬迁”、“塘水自行消失”等“自然预警”，也无丝毫警惕心理，那么，即使被称为“浪费纳税人钱财的饭桶”，又能有多大的冤屈呢？在日前国家地震局发言人的说词中，公众品读出了，与年前雪灾“开罪说词”之国家气象局版，俨然异曲同工的味道。即使是“不能为”，可否拿出一个勇于担当的姿态来？面对着成千上万的死难者、聊待救援者，就如此急于表明自身清白吗？实际上，在震灾发生之前，作为主管部门又有多少“可为”而不为的因素？能否全盘推给“自然的不可抗”理由呢？现在，我们姑且不论纠缠不清的责任问题，国家地震局可否好好地研究一下这个用鲜血换来的“活标本”，以便将来可以有所“作为”？

　　其三，从“非典”算起，到本次特大震灾，几年下来，我们已经历了太多的灾难，今年更甚。国家领导人不顾安危奔赴抗灾第一线，够感人，全国一心共赴厄难，也够感人，然而，与这些感人场景相伴的，却也是一个个悲情的黑色镜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宁愿不感人，宁愿不悲情。但一次次，总是灾难走在了行动的前面，国家安全机制的预警功能，似乎成为了一个妆点门面的“摆设”。一方面关乎国家安全层面的权责关系不明确，给某些“职能不作为”的“人为要素”装扮成“不可抗要素”推责提供了条件，得过且过俨然成了“太平官”们的不二法门，另一方面，某些观念还需改变。毋庸置疑，国家安全体制既担当着宏观意义对领土、主权等国家要素的保障，但与此同时，也担当着为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等基本权利提供制度性保障的责任，一般情况下，隶属于政府服务职能的后者，应是其工作重点。很显然，对待这项事无巨细的工作，我们不能耽于“救火员”的角色，而应该是无微不至、积极主动的“服务员”。前文所述，乐毅认为，因“蟾蜍搬迁”而兴师动众地警戒是“不具备可操作性”，这诚然还是“救火员”的思维在作怪，可悲的是，终于还是兴师动众了，只不过千万条鲜活的生命已无可挽回。

　　概言之，对待这起特大震灾，我们不能不反思，更不能封反思者之口而后快。归根结底来说，以反思为前提，最终通向的不是对某个人或某个部门问责，更是为了获悉事实真相，并以此为镜鉴，杜绝灾难的再次发生，至少是从中探寻到增强我们对抗灾难能力的途径。即反思震灾，其本身也是救灾抗灾，怎可断然拒绝？为了致哀死难者，解救幸存者，也为了保障每一个公民不可剥夺的生存权利，我们都需要，在这举国之殇中自觉地反思，责无旁贷地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