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记者从四川省委组织部获悉,成都、德阳、绵阳、广元、雅安、阿坝等6个重灾区先后从抗震救灾一线提拔使用干部50人,破格提拔干部19人;及时处置了“不作为”干部28人,其中免职15人。四川省各级党组织表示,把党员干部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的表现作为领导干部任用的重要依据,而抗震一线成为检验和考察党员干部的重要战场。(6月9日《四川日报》)
诚然,5·12地震过后,四川灾区需重建的不仅包括了化为废墟的城市及设施,也包括了作为其他重建之先决条件的行政构架。据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彭德秋近日向媒体透露的消息,“因汶川特大地震导致700多名领导干部死亡,其中500多位是乡镇和县级系统干部,里面有两位副县长。”
那么,选拔官员补充必要的行政力量,为灾后各项重建打下政令通行的基础,成为了四川灾后重建首当其冲的迫切任务。但正好比清理废墟,是城市及设施重建的第一步,灾区固然亟待选拔官员以补充行政力量、重建行政构架,之前却势必以对官场的清理、吏治的整顿作为先行一步。而抗震救灾无疑成为决定每一个官员命运的天然标准。
有目共睹,诸官员同戴着一顶官帽,官帽之下的灵魂却是各不相同的,在那场地震灾难中,也上演了不尽相同的官德展示。有的官员危难之时义无反顾地冲在前面,有的却直到5月17日还未到单位报到;有的救灾现场累晕过去,依然坚定地宣称“危难时刻,党员干部不能退缩”,有的却在上班时间打着休闲的纸牌或者经营着自己的副食店;有的过其家门而不入,向废墟下的亲人磕头认罪,尔后含泪再次奔赴救灾战场,有的却借灾难之机高价销售零星汽油,非法谋取暴利,惹得民怨沸腾。一美一臭的人格形象,一良一莠的为政品质,可谓泾渭分明。
无需多言,四川把党员干部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的表现,作为领导干部任用的重要依据,使抗震一线成为检验和考察党员干部的重要战场,这是明智的选择。经残酷灾难考验,良者的高尚品质熠熠生辉,莠者的低劣行径则昭然若揭,这是胜于雄辩的客观事实。而更使得笔者眼前一亮的是,四川省对官场的清理、吏治的整顿,虽以震灾为验金石,以存良去莠为基本目的,却也在一定意义上暗含了更为普泛的政治风向。
据报道称,四川灾后整顿吏治,遵循了三条标准。即其一,简化干部选用程序,对抗震救灾一线表现突出的优秀干部,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及时提拔使用。其二,打破干部选用界限,对抗震救灾一线表现突出的普通党员,通过受灾群众推荐、召开党员群众代表会选举、上级组织任命等多种方式破格提拔使用。其三,加大组织处置力度,对抗震救灾中群众反映“不作为”干部及时处理调整。
粗略地说,前两条涉及“简化干部选用程序、打破干部选用界限”的标准,为行政机构最大程度吸纳有为良者提供了“方便之门”,这是对森严官垒的自觉突破。后一条“加大处理力度”,把“不作为”切实纳入了对干部政绩的考核,使得无为庸吏无处立身,这是对问责制至今行而不远的有效促进。而三条标准,都把群众意见作为了官员选拔任免的直接参考依据,无疑是对良性政治本身的回归,即“政者,众人之事也。”这些无疑超越了对某个具体官员的奖惩,从而具有着吏治整顿的标本意义。
对四川而言,这些或许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但这立于灾后“非常时期”,直面艰难时事以求雄起的“非常之举”,显然也是其日后依然值得珍视,值得进一步探索的吏治之路。更值得深思的是,它也算是为全国官场树立了一面整顿吏治的镜子。如若不是脑残,谁人都不会盼望会有灾难再给全国的其他官场担当验金石,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有效的吏治整顿却能一定程度上杜绝灾难发生的隐患,至少可以增强这个社会肌体对抗灾难、救赎自我的能力。震灾等自然灾难,或许不具备可复制性,但不加整顿的官场,其本身就是无有穷尽的社会灾难,比任何自然灾难的杀伤力都要巨大。
在此意义上而言,笔者期待:四川灾后整顿吏治能够引发全国官场共鸣。若能如此,我们方可自信地说,四川地震,震出了一个崭新的中国——不仅仅是指震灾激发出了我们空前的民族凝聚力、自信心、自豪感,更是指以此国殇为契机,中国人面向大时代之政治改革浪潮悄然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