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还要不要问责制

　　昨天，审计署公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审计调查结果显示，京津沪渝穗等11个城市土地出让管理存在严重问题，其中“以租代征”农民集体土地1541.05公顷建高尔夫球场和别墅；土地出让净收益有1864.11亿元未按规定纳入基金预算管理，占11城市土地出让净收益总额的71.18%。（6月5日《京华时报》）

　　据称“对审计调查发现的问题，截至2008年1月底，11城市已收回被挪用、出借、返还和欠征的出让金68.27亿元，收回被挪用、欠收的征地补偿资金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2.93亿元，归还被挪用的土地储备贷款9.72亿元，有的城市还收回了部分违规出让的土地”——这就结束了？

　　不知是笔者智商有问题，还是对所谓“潜规则”了解不够：既然在“2008年1月底”诸事就已经证据确凿，而相关地方政府部门也以“实际行动”表明其行为毋庸置疑是违法违规的，那么，为什么到至今还没听闻丝毫问责的风声？法不责众？时机不成熟？已秘密处治？还要不要问责制呢？

　　我们都知道，建设法治政府的关键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核心是规范行政权力及其运行。我们也知道，建设责任政府的关键是全面贯彻职权与责任对等的原则，核心是强化责任追究。有权必有责，政府应为其所有行为负责，对因不作为（有权不用）、乱作为（滥用权力）或不当作为（工作过失）而造成不良后果的，必须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我们还知道，建设透明政府的关键是全面推行政务公开，核心是强化民主监督。健全问责制度，不仅是责任政府建设的要求，也是法治政府和透明政府建设的要求。因为，责任追究不仅必须要体现法治的原则和民主监督的要求，而且必须要为维护法治和民主服务。我们更知道，问责制度不仅是法治政府必不可少的重要制度，而且也是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党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制度等等。

　　但是，不管我们对问责制知道多少，也不管它是多么地迫切必要，更不管其价值意义究竟何其重大，如果所谓的问责只是权宜之计、有问无责的代名词，不妨干脆利落不要问责制得了?一则可让公众“哀莫大于心死”，选择彻底幻灭之后的“无为”是种幸福。二则免得浪费有限的资源于无用功的“面子工程”，尽可能地节约公众埋单的社会成本，这虽消极却很理性。

　　早在2006年9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曾明确表示，“建立问责制度，开展绩效评估。按照权责统一、依法有序、民主公开、客观公正的原则，加快建立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并把行政问责与行政监察、审计监督结合起来，有责必问，有错必究，努力建设责任政府。对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要严格依法追究责任。”

　　而对于层出不穷的地方政府违法违规用地的现象，在稍后（9月10日）国土资源部召开的“加强土地调控专家座谈会”上，有关负责人表示，要“明确责任依法惩罚，土地调控新政突出问责”，并实现问责制的四个突破：一是严格实行问责制。对本行政区域内发生土地违法违规案件造成严重后果等情形的，要追究有关负责人的领导责任；二是明确考核的刚性依据。今后以实际用地作为考核责任制的依据。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和相关税收，都将与实际用地挂钩；三是对违反国家调控政策的，要给予处分；四是对土地利用特别是土地计划的管理方式做了大的调整。过去计划侧重于资源保护，调整后新增建设用地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指标，以体现宏观调控的要求。法律的惩戒作用则体现在建立案件查处的协调机制上。

　　“有责必问，有错必究，努力建设责任政府”也好，实现土地监管问责制多少个“突破”也罢，现在请先把已经大白于天下的“土地出让管理存在严重问题的京津沪渝穗等11个城市”的责任人问责了，突破了，给我们的问责制一点颜面，一点公信力，一点存在的理由，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