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引入了密不透风的刑讯手段之后,“华南虎事件”果然很快就兑现了承诺已久的所谓“突破性进展”——6月29日上午,在华南虎照事件纠缠了近9个月之后,陕西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认定“华南虎照”系假照片,拍摄者周正龙因照片造假涉嫌诈骗罪被逮捕,另有包括陕西省林业厅2名副厅长在内的13名官员受到行政处分。
据翌日《新京报》报道称,值此“良机”国家林业局开始研究,“是否终止在陕西镇坪地区开展的华南虎等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工作”,一副息事宁人的离场姿态,“两股战战,几欲先走”,真可谓急不可耐。但是,从一系列迹象来看,相关结论虽已出炉,“华南虎事件”却似乎并没有终结,反而是呈现出了某种“升级”的兆头。
一方面,“打虎者”摆出的依旧是不依不饶的姿态。“打虎派”领袖傅德志表示,对陕西方面只认定周正龙一人造假的结论,他并不认同。“法律打虎先锋”郝劲松则对事件结论提出了四点针锋相对的质疑,他认为“处分太轻”,尤其让周正龙“一个人当替罪羊,是不会让人心服口服的”,“仍应以诈骗罪追究这个团伙的责任”。他表示自己不排除向公安部和最高检察院提出检举和控告。(《成都商报》6月30日)
另一方面“挺虎者”依旧坚挺不移。“挺虎派”首领刘里远获知消息后,给记者发了长达3000多字的文章——《年画虎能拍出周照虎吗?打死我也不能信!》,他愤言,“如果那年画虎就是所谓的证据,那么,我万分痛心地讲:老周,你一定受苦了!”,同时也表示,“我没有接受警方的结论”,“ 除非我在视频里面亲自看到记者采访周正龙,周正龙亲口说他的造假过程”。(《新京报》6月30日)
综合分析打挺两派代表人物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他们虽在“虎照”真假这一技术性层面依然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对立,但矛头却不约而同指向了一个方向,即对事件结论的客观性,尤其是相关政府部门的可信性这一前提要素,抱以向度不同却本质无异的质疑立场。诚然,经多方殊途同归的博弈之后,“华南虎事件”历经千番峰回路转,再次超越了对科学是非的争论,回归为一个社会范畴的政治问题,使审视政府部门公信力这一议题,时下进入了无遮蔽的澄明状态。
对有关政府部门的“官方结论”报以质疑,这虽有点“反常”,但并不令人难以理解。须知,自“华南虎事件”发生至今近9个月的漫长时间里,相关政府部门或敷衍塞责,或干脆甩手避责,一拖再拖,以其不作为甚或乱作为无时无刻不在透支着自身可贵的公信力。而在技术鉴定方式黔驴技穷、偃旗息鼓之后,一系列“据传”声中,刑讯手段悄无声息地粉墨出场,多少令人感到有点意外。更可怕的是,它“合理”地规避了信息公开这一处理公共事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俨然成为某种操作意味极浓的公关之举。
其中,最典型者当数事件主角周正龙之前的“去向”问题。先据传他“失踪”了,再据传他“因匿藏枪具等违禁物品被拘捕”,接着据传他“已承认虎照系作假”。无需多言,在风言四起之时,某些职能部门争相量出似乎包治百病的“不知道”或“无可奉告”招牌,使得“突破性进展”的“华南虎事件”更加波诡云谲。那么,经此之后浮出水面的新闻发布会,究竟会具备怎样的可信性呢?即使如“打虎派”所言周正龙只是“替罪羊”,或如“挺虎派”所言“老周受苦了”,也未尝不可。
不言自明,如果有关政府部门不能直面自身公信力缺失这一本质问题,即使周正龙已锒铛入狱、13名涉案干部亦被处罚了,针对“华南虎事件”的质疑声,却仍将会继续蔓延开来。或许公众还不至于对其彻底丧失任何信任,从而主张在民间与政府之间选择“第三方”作为合法仲裁者,但以履行信息公开义务为基本前提,接受公众考量至今只是以“声明”形式出现的事实证据,以及依据“推测”得出的定论,在“华南虎事件”的后时代,弥合自身作为裁夺者却存在仍在扩大的公信力裂口,无疑是其无可回避的当务之急。
同大多数人一样,笔者也早已陷入了审“虎”疲劳状态,但对此以政府公信力为指向、继续演进的“华南虎事件”却不讳言是喜闻乐见的。
众所周知,经多方推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生效至今已有两个月了,而与之相伴,“华南虎事件”作为影响之大前所未有的重磅公共事件,无疑将是检验其效力的第一块验金石,更是检验相关部门对我国打造“阳光政府”之执政理念贯彻与否的客观标尺。我们很难想象,信息屏蔽状态出炉的“华南虎事件”结论究竟具备多少可信性,更难想象,如果该事件都可以如此“语焉不详”, “阳光政府”又将何去何从呢?在此意义上而言,“华南虎事件”不但没有终结,而是刚刚开幕。
据悉,陕西省省政府已坦称对此“负有管理责任”,那么,“华南虎事件”第二季又该如何盛大上演,我们拭目以待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