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上海双年展上,有个作品是160只巨大的彩色“蚂蚁”争先恐后地爬上墙面,其景其象够可怕的。不过,那只是艺术家的创作。
英年早逝的散文家苇岸,早年在看了《动物世界》之后,对瓢虫、蚜虫和蚂蚁三者之间的关系感慨系之。一生能捕捉9000只蚜虫的瓢虫,有个大敌是蚂蚁。在蚂蚁与蚜虫之间,存在着一种秘密的互惠关系:蚜虫排泄出来的分泌物含有糖分,成了蚂蚁的粮食,蚂蚁于是充当蚜虫忠实的卫士。一旦瓢虫接近蚜虫,“就会遭到这个下作的既得利益者拼死攻击”。苇岸感慨说:“由于蚂蚁的庇护,许多庄稼的罪犯未能受到应有的惩处。”
纯粹生物学意义上,那是动物间的“伙伴关系”,甚至动物和植物间也有这种亲密的关系。我们习惯说“蚍蜉撼树谈何易”,其实蚍蜉往往不去撼大树的,而是与树结成互利关系。在非洲,蚂蚁与刺槐树就构成了这样的利益共同体。刺槐树本身用它满身的刺来防御,但长颈鹿并不怕刺,照样能吃它的叶子。可是当蚂蚁与刺槐结成“伙伴关系”之后,情形就全变了:当长颈鹿伸着脖子去吃刺槐叶时,蚂蚁们就对长颈鹿的唇舌发起猛烈攻击,长颈鹿的嘴唇和舌头哪里吃得消蚂蚁的咬噬,它只好逃之夭夭。
蚂蚁为刺槐撑起“保护伞”,刺槐则分泌出糖和蛋白质来回馈蚂蚁,并且还提供优质“住所”,让蚂蚁们寄居在自己一个个隆起的巨大刺根里头。对“主人”的保护,蚂蚁几乎无微不至,比如树旁有其他植物长出来想与刺槐抢地盘,蚂蚁就狠狠地将它咬死;若有植物将卷须伸到刺槐身上想攀爬,蚂蚁就急急地把它咬断。蚂蚁就是这样全心全意为“老板”刺槐、“老板”蚜虫服务的。为了保护好“老板”,蚂蚁群结成庞大的“保护网”,誓死进行保护战,在“瓢蚁大战”时,它们还真不怕“你死我活”,能把瓢虫咬得血肉模糊。至于那“庄稼的罪犯”蚜虫,当然高兴开心得不得了。
全心全意为“老板”服务,不仅仅发生在蚂蚁身上,在人类的干部身上也会如此。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不久前就说,“一些基层干部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异化,变成了‘为老板服务’。这种淡漠群众利益、只为既得利益‘护法’的事再也做不得了。”(见9月10日《法制日报》)这是针对前不久发生的“7·19”孟连事件而言的。孟连县部分胶农与橡胶企业之间,长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经济利益纠纷,而当地干部只晓得为橡胶企业的老板服务,不遗余力地进行“保驾护航”。该事件中,素来善良温和的傣族群众,千百年来第一次愤怒地拿起了刀斧棍棒,与警察对抗、与干部对抗,结果是民警用防暴枪致死群众2人。
“政权在手,未必人心在握”,就是因为“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老板服务”。现实中,一些干部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作风飘浮、管理松弛、工作不扎实,甚至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干部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没有站在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上,而是一屁股坐到既得利益群体一边,那就不可能做群众的主心骨、代言人。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为了维护“老板”的利益,就忙着派警察去“处理”,于是我们看到了,干部和警察结成“蚂蚁团队”,浩浩荡荡开赴现场,为保护“蚜虫”而同“瓢虫”开战。
这些为老板服务者,老板需要时,只要一声“令下”,或乖乖而来,或连滚带爬而去;而群众需要的时候呢,或躲,或推,或拖,宁可浮在机关,忙于文山会海,热衷迎来送往。李纪恒概括得好:“现在交通工具发达了,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心理距离却疏远了;通信工具先进了,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交流沟通却困难了;领导干部的文化、学历提高了,但做群众工作的水平并未‘水涨船高’、反而降低了。”
说穿了,“为老板服务”的本质就是“为自己服务”,“全心全意为老板服务”就是“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因为“蚂蚁”在为“蚜虫”老板服务中,会尝到各种“甜头”,得到各种好处,既有政绩看得见,又有实利搁兜里。孟连有些县乡干部在企业入股分红,有的乘坐企业提供的豪华越野车;投桃报李,县委甚至将一橡胶企业老板的儿子安排到企业所在乡镇担任了主要领导,也就是让“蚜虫”也摇身一变变成“蚂蚁”了。
想把“全心全意为老板服务”扭转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办法无它,路径唯一,那就是让人民群众拥有对官员干部的真正选择权。否则,“权力”与“权利”就会断绝联系,“权力”与“利益”就会山盟海誓。那些既得利益者,必将越来越固化既得利益,必将越来越疯狂地谋取将得利益;而“蚜虫”和“蚂蚁”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必将坚不可摧。更可怖的是,那“蚜虫”和“蚂蚁”真的会变得极其巨大,争先恐后地爬上墙面、跳上台面,而不仅仅是艺术家异想天开的艺术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