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重庆武隆“贫富结亲”进一言

　　据《重庆晚报》12月24日报道称，该报23日发布的“武隆县政府为当地贫困户征集城市富人亲戚”报道一传出，立刻引起强烈反响。昨日，该报网络版、新浪网的网络调查显示，占64.4%的网民认同“贫富结亲”做法。

　　果真如此，不失为一个好消息。

　　笔者之前一直在担心的是，此举会否激起我们“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传统道德反感，抑或新一轮仇富情绪。虽然重庆武隆究竟贫困到何等程度，我素未亲见，但看看其“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帽子即一目了然。当地政府部门称，“扶贫压力相当大”以至于不得不选择这“兵行险招”，我们是不难理解的。

　　至此，倘若籍着民意的东风、舆论的鼓与吹，武隆全国首创“贫富结亲”这一新型扶贫模式果真就顺顺利利地展开了，亦不失为皆大欢喜的一桩好事。然而，在检索相关报道的过程中，笔者禁不住要对一些问题怀有杞忧，其中，以“结亲”双方的权利分割为最。

　　虽然当地政府部门巧妙地选用了“结亲”、“捐赠”这类道德范畴的温润字眼，但谁都心知肚明——仅仅依靠道德感维系的关系链向来都是极为脆弱的。某种意义上来说，远不及互利互惠的“交易”来得牢靠。这一点，的确也进入了其政策视野：要求富人“至少需具备10万元的捐赠能力”，贫困户出让0.2－1亩的“农用地耕作权”，作为第三方，政府部门自己则拿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及措施。从经济人的视角来看，我们自是有理由相信，凭借诸举，贫富之间不乏温情的“结亲”关系将更为稳定而牢固。但不避言的是，相关权利分割界限仍不甚明朗的。

　　究其要者：其一，富人方拿出10万元或更多的“捐赠能力”，是一次性交割完成的“买卖”，还是有所共同盈余的“投资”？若是后者，如何在贫富之间实现职权与利益的分割？这些很耐人琢磨。其二，贫困户出让部分“农用地耕作权”一说，在现行土地政策正处改革试水阶段的当下，显然有着更多的权利分割问题值得推敲，至少可以归结为一个两难的悖论：如果对富人方来说，“农用地耕作权”仅意味着所谓“体验农耕生活的乐趣”，是否足以牵动他们的“结亲动机”？如果对贫困户一方来说，它意味着土地耕作收获的实权丧失，个中“结亲风险”是否有点过大？

　　再者，对于政府部门在其中担当的第三方裁判角色，笔者有一担心也有一忧心。我担心的是，拿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及措施，会否也使其同步成为利益博弈的第三方？若然，真可谓一条游离于规则之外可怕的“鲶鱼”，不排除最终上演“贫富通吃”的可能性。我的忧心是，出台那些优惠政策及措施，之前是否算过一笔精明的财政帐，盈亏几何？又是否得到了各方公众的许可、人大的授权呢？显然，这些疑问则牵涉到了更广泛权利主体，也牵涉到依法行政与政出于民的根本问题。

　　当然，这才下车伊始，我们当有足够的耐心期待——“贫富结亲”这新型扶贫之举一步步走向完善，走向运作层面的规范化。可是，假如包括了富人、贫困户以及潜在的政府三方，之间各类权利分割问题一直都不能明朗话，依据常识则不难预料——其走向或有三种不甚乐观的可能：一是富人被“杀鸡取卵”，再无扶贫愿望。二是贫困户被“涸泽而渔”，再无脱贫力量。三是“结亲”扶贫反倒“扶”出了基层行政乱象“新品种”，致使当地陷入绝对贫困的泥沼。这些并非杞人忧天。

　　基于此，在对重庆武隆“贫富结亲”抱有期许的同时，笔者希望，对待其中至关重要的权力分割问题，相关部门宜详察之、慎思之、谨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