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江樊红案”给人的诸多启示

　　正月初三下午4时35分，武汉?口区财源大厦门前，刘贵军进入了警方视线。在此监控多时的便衣民警猛扑上去，将其摁倒在地。随后，民警在其身上获得该大厦611室房卡，冲进房内，将穿着睡衣的樊红擒获，并从冰箱里起获现金67万元。(2月1日人民网)

　　新春上班第一天打开电脑后，此条新闻首先吸引了笔者眼球，读来令人痛心疾首，更令人深思。

　　据了解，该起案件亦是我国财政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后的首起监守自盗案。笔者认为，潜江樊红案不仅是因为被窃资金之巨，也不仅是因为犯罪嫌疑人樊红和刘贵军的铤而走险，而是因为小小的财政局普通职员樊红和社会闲杂人员刘贵军竟能将580万元巨款轻而易举地化公为私。惟一合理的解释，显然只能是潜江市财政局收付中心根本不设防，以致樊、刘二人可以像拿自家东西一样把公款从收付中心轻轻松松搬走。

　　不设防，并非潜江市财政局收付中心首创。在此之前，已有类似案例屡屡披露。这些案件发生的地方不同，但有一个鲜明的共同之处，就是犯罪分子作案手段非常幼稚，几乎就是没钱了就花公款，想怎么拿就怎么拿，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拿的花完了再继续拿——如此拙劣的犯罪手段竟然一次次得逞，直到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而拙劣的手段竟然屡试不爽，又凸现了一些什么？

　　“樊红事件”发生后，潜江财政系统一名资深工作人员称，这起案件暴露了潜江财政监管制度的严重缺失。

　　据笔者所知,财管局拨付资金，需要对方出具凭证，并由财政局或资金管理负责人等有关领导签字确认后，资金才能获准拨.然而,据报道称，该市国库集中收付中心管理混乱，任何一名工作人员都具备私自拿取财政局负责人、中心负责人印章，开具“支付令”的条件，同时知道支付令密码，给国家资金被盗造成客观上的条件。

　　利用职务之便——这是此类案件中的常见词。但是人们不能不问，“职务”乃是客观存在，从前存在，现在存在，以后也依然会存在，有“职务”也就必然有“之便”，但这难道就意味着被“利用”的不可避免吗？制度缺失——这也是此类案件中的常见词。然而现实的问题是我们不缺制度，每个单位都有一整套制度，甲、乙、丙、丁……条条款款，面面俱到。但是看似滴水不漏的制度，一碰到实际就土崩瓦解了，这又说明了什么？笔者认为,至少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犯罪嫌疑人自身的政治素养和职业道德极其低下，早就心怀鬼胎，早就是混进财政系统的一条蛀虫，只是隐藏很深一直没被人发现罢了；二是单位领导严重失职，领导最基本的职责就是管人，自己手下几个人就没管住，起码要负教育管理和渎职责任；三是相关监督机关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纪检、人大、审计等都有监控的责任和手段。

　　有民谣曰，“出了事才有事，不出事就没事”。“不出事就没事”，其实恰恰击中了监督的软肋。许多事实已反复证明，不出事并非就没事，而是监督的缺失导致了事已有、事很多却就没事的怪事。倘若依然是不出事太平无事，出了事就事论事，把原因往“利用职务之便”、“制度缺失”上一推了之，那么潜江的此事，决不会是最后的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