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春找工作：微观乐观之外

　　一个企业做到不裁一个人，不让“财源广进”和“才源广进”变成“裁员广进”；一个被称为“童装之都”的特色小镇，依然需要大量缝纫工；一个以农民工输出为主的乡村，村民大多没有失业；一个人力市场的首个营业日，人流量和介绍工作的数量与去年基本持平……（2月8日《都市快报》）这些都是乐观的微观情形。这可以告诉公众：具体的作为是很现实的，对于扩大就业问题，需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但微观之外，宏观上并不乐观。在2月2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一组数字能够说明全国的基本情况：金融危机致使20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占外出就业农民工总数的15.3%；加上新增的农民工，今年共有2500万农民就业面临很大压力。“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外需减少，企业经营困难，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失业人数增加。我们的确面临极大的困难。”这是温家宝总理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所说的话。

　　把困难估计得足一点、避免盲目乐观是非常重要的，温总理说的就是“极大的困难”。有专家分析，面临就业困难的农民工，在高峰期有可能达到5000万。也有专家提出，应该在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个“三农”之外，把农民工问题单拎出来看待，将“三农”变为“四农”，从而更加重“农”，更为重视保就业、保民生、保稳定。

　　对于就业和失业问题，第一位是政策取向问题。纯市场化的保就业是行不通的，它需要政府“有形之手”。政策的决策正确与否，有一个前提是信息是否正确。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不久前撰文称，中国高层领导人、专家、各部门和普通群众，都曾被虚假的城镇失业率所展现出的“大好”形势欺骗了。他预测，就业将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最为严峻的经济问题，2009年的城镇真实失业率将达到14%，若计入返乡后可能“赋闲”的农民工数量，该数字或将更高。要改善就业环境，先要改善决策环境，要改善决策环境，先要改善信息环境。

　　在很大程度上，如今的“三农”已不再是“三农”本身问题，而是城市问题，因为全国8亿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中，约有90%来自城市打工收入。换言之，“三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四农”尤其是其中的农民工问题。我们也真应该感谢农民工，是他们为现代化尤其是城市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失业的两个波次中，农民工第一波次，大学毕业生是第二波次。对于首当其冲的失业农民工，最重要、最需要的是两件事：一是提供保障，二是提供培训。

　　由于土地制度的稳定，失业回乡的农民工，有来自土地的最基本生活保障。但这是很微薄很不够的。对于农民工，最需要提供城乡一体化、差别不很大的社会保障，也就是要享有城里人的“国民待遇”。经济发达、就业形势较好的省份和城市，应该先行一步。公务员为何成为人们最向往的职业？稳定的饭碗，完善的养老、医疗等各种保障等使公务员少风险、无后顾之忧；而去农村去基层工作，保障指数就大为降低，“广阔天地”并不广阔。此乃现实差异，需要长期的努力予以消弭，否则农民工“返乡创业”等等就会大打折扣。

　　对于城市来讲，此时更需要就业环境的宽松宽容。比如应该鼓励“地摊经济”，将农民进城摆摊的“地摊经济”纳入到市场经济范畴之中，予以合法化。全世界都有摊贩，我国的摊贩累计有4000万，若把他们都看成“非法”，得不偿失。应该通过合法化来避免“城市游击战”，使今后不再发生与4000万人“作战”的“城市管理”。

　　对个人而言，在尚未找到工作时，时间和精力的最好去处就是通过培训学习技能技艺。无技能就无工作，农民工和大学生都一样，想谋取一份工作，都得拥有一门手艺。作为“童装之都”的浙江织里，今年仅熟练缝纫工缺口就达2万人。缝纫工是技工，就是一种手艺。我国4万亿的投入，可拿出很大一块来用于技能培训，提高人的素质与能力。

　　我们很熟悉一句老话叫“树倒猢狲散”，大伙儿一想到它，大多嘲笑那几只散掉的猢狲，而不会嘲笑那棵倒掉的树木。其实乐观地看，倒掉死掉的是树，猢狲都还活着，它们都跑到另一棵树上去了，或者自己忙于栽树种树了——只要它有技能有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