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说人大”之辩证观

　　这是一个“后两会”话题，与政治民主深度关联。《中国新闻周刊》用一组报道来说“民间浮现游说集团向人大诉求权益”。你可能不知道的两会幕后，已经有了“游说人大”；在中国政治民主生活中，这个新鲜语词逐渐浮出水面。

 　 “游说”是基层与上层、非权力与权力的中间体。过去，更多的是直接向政府领导和职能部门游说，期待自己的意愿能在政府决策中体现。比如曾有报道说，证券公司游说铁道部和铁路局，意图把部分铁路优质资产上市融资，而不管这是否会导致铁路整体改革更加困难的后果。

 　 随着人大权力之增大、作用之增强，就出现了“游说人大”。当然这里首先是游说人大代表，通过代表与会，最终影响法律决策。前些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因取消强制性“婚检”而利益受损的医疗卫生机构，通过诸多方式进行各种游说，试图在法律法规上恢复被神化的强制性“婚检”。

 　 “游说”是一种利益诉求和利益博弈。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当然都可通过游说的方式来表达。广义的游说，也包括公民、网友通过媒体、网络表达自己的意见。两会期间，就有农民工致信报社，希望通过代表委员向全国两会传递这一要求：支持农民工成立自己的民间性群众性的组织，或曰农民工协会，或曰农民工工会，为农民工维权、服务。公众公民的全方位参与，正是政治民主的应有之义。

 　 对于游说，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到好处与问题。“游说”看起来简单，其实它的内容与形态有着不为外人知的复杂性。对“复杂性”有深刻剖析的美国学者尼古拉斯·雷舍尔就说，“复杂性既是一种祸害，又是一种福音”。通常，“建言”是个褒义词，“中介”是个中性词，“掮客”就是一个贬义词了，而这三者都与“游说”有关。可以见光的游说与不可见光的游说，两者有巨大差别，谁可能是福音谁可能是祸害，应该不难甄别。江湖里卧虎，人心里藏龙，龙虎之心，就看它为了什么。

 　 民主政治的游说是公开的，而且必须是公开的，至少是“可公开”的。但一些权贵利益集团，为了保护既得利益和谋取更大的将得利益，在暗中进行游说，这种游说往往还带有钱权交易、利益交换色彩，这就需要高度警惕了。谁更有能力接近人大代表？这个需要搞清楚。

 　 游说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比较常见，但也有明确规定。美国在法律上允许各国政府、民间机构委托美国的公关公司进行游说，但它必须了解这游说有没有损害到美国国家利益，所以美国的法令规范非常严格，规定美国公关公司要清楚透明地向美国司法部报告游说的业务，比如要讲清楚给了公关公司多少钱、做了什么事。

 　 去年在美国出现了“山寨版”《纽约时报》，引起很大震动，这张有14个版、印发了120万份的“特殊”报纸，头条是《伊拉克战争已经结束》，另有一条“新闻”是美国宣布废除公司游说制度。这当然是好事者开的玩笑，他们把《纽约时报》那句著名的口号“我们刊登所有适合发表的新闻”，偷换成“我们刊登所有希望发表的新闻”，可见“宣布废除公司游说制度”也同“伊战结束”一样，是一种“希望看到”的民意表达。

 　 若说一种特殊的新职业，那“游说师”大概可以算一种吧。但“游说师”不可成为“特权营造师”。为公众利益、为苍生福祉而游说，才是真正的民主游说，才是游说的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