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头文件里的“煮字疗饥”

　　喝酒无法把痛苦给溺死，因为痛苦最擅长在酒里游泳；抽烟无法把烦恼给熏死，因为烦恼也擅长在烟里升腾。湖北公安县最近就扑腾在香烟的烦恼里：他们发红头文件，规定全年公务用烟抽什么、抽多少，总之，全县一年计划抽烟23000余条，说是为了防止烟草税收流失……这事被媒体曝了光，立马就被天下笑。（见5月3日《楚天都市报》报道）

 　 光看看网友的跟帖评论，当地官员的脸蛋恐怕就会青一块白一块：“还得规定公务员每天必须抽5包，每天至少拿出3个小时集体抽烟。”“光抽还不够，官场吃喝拉撒住，全有规定才到位。”“大官小官，车里家里，到处可见别人送的烟……”

 　 抽烟不是好事，拿烟来招待更不是好事，公款买烟招待更更不是好事，发红头文件规定公款买招待烟更更更不是好事。但说人家为了自己享受才出台这么个抽烟红头文件，那你是小看他了。当地政府是为了保护与发展当地经济，或保护“产”，或保护“销”，总之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类似的地方保护主义，早已多了去了。比如产酒的，发文规定只用本地酒，不得让外地酒参与市场竞争。这“本地文件”，对“本地经济”既是“催青剂”，又是“催情剂”。反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计划经济来保护落后，这叫真落后。

 　 公安县政府这样发文，可谓“煮字疗饥”矣。“煮字疗饥”本是古代读书人对生计难保的自嘲或揶揄，如今在台湾还习惯将卖文卖字叫“煮字疗饥”的。官场的“煮字疗饥”，是“煮”文件之“字”，“疗”企业之“饥”，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自己。其中当然有诸多考究的方法，首先就是像煮喜蛋一样，用红头文件把文字内容给煮“红”。县里发红头文件，乡镇跟着发。只是他们忘了，从古至今“煮字疗饥”就不是一条具有普遍性的生存之道，更别提市场经济的当下了。

 　 中央电视台《新闻1+1》报道说，在湖北，下发红头文件，分派吸烟指标，公安县不是头一个。早在2007年3月，湖北洪湖市政府就曾下发红头文件，将全年15900条公务用烟指标分解至114家县直机关和基层乡镇，摊派消费，湖北的石首、监利等县市此前也都有类似的红头文件存在，而公安县与洪湖、石首、监利三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全部都是荆州市下辖的市县。荆州市位于湖北和湖南的交界处，在当地市场上，湖南和湖北两地的香烟都有销售，但一直以来，湖南的香烟行情在这里更好一些，为了争取本地香烟市场，荆州就曾一度出现过“百官倡烟”的现象，不抽湖南烟成为干部上班的第一道警示，抽湖南产的香烟就是不讲政治，不讲纪律，在认识上不能与党委政府的要求保持高度一致。

 　 不过，别的地方还真该认真学习这个公安县对红头文件狠抓落实的做法。他们每月都检查烟数量的完成进度；对未完成用烟计划的单位，扣减公用经费；还专门组织人马去查烟灰缸、翻垃圾篓，发现外地品牌烟头就处理……这样步步为营、细致入微、不辞辛劳的抓落实，管安全生产的如果学到位了，哪里还会发生什么安全事故？

 　 “虽千万人吾往矣”，公安县拿非凡的权力、用非常的魄力，来实行计划用烟，但效果恐怕远不如“周久耕事件”催化“九五之尊”天价烟畅销而赢得的税收利润。光凭发文件为本地经济保驾护航的做法，本来就是最偷懒的官僚做法。而官僚制的官场，总是越来越固化它的利益，固化它的官性，固化它那红头文件的功效。“饥”了就拿红头文件来“煮”一下“字”，子子孙孙就这样一直“治疗”下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