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高考作弊成瘾成风

　　光天化日之下，吉林松原高考公然舞弊情形触目惊心：有考生的考卷当堂被后面的考生抢去抄袭，以致于答题卡也被撕坏；有教师卖高科技作弊器材，竟能获利80万；对于种种作弊行为，监考老师则“不敢太深管”；更有甚者，可以花几万元“买”下整个考场，即买通监考老师和同考场其他考生，以抄其试卷……（6月10日《中国青年报》）

　　如果不是媒体暗访追踪，这松原模式的舞弊过了也就过了。普遍舞弊、公开半公开作弊，久而久之，就变成没有耻感的“作弊文化”，取得很大的“社会认同”，导致作弊成瘾且成风，这是很可怕的。

　　群体性舞弊通常都是“猫鼠同穴”，作弊老师与作弊学生同穿一条裤，而且还是紧身裤。作弊由个体行为变为一个考场、一所学校、一个地方的群体行为，而责任部门却睁只眼闭只眼，那是因为只要不被发现不被曝光，俺这地方升学率就会比别处高，他们乐得高兴呢。狗与热狗是不一样的，花和塑料花也不同，人家就是要把监考弄成“热狗”和“塑料花”，才不管作弊是否成瘾与成风呢。

　　中学生正经读书的话，那实在太苦太累，而竞争又是如此激烈，学习能力平平的若想顺利升学，就会寻找旁门左道歪门邪道，作弊则成了不二捷径。一次性的考试，一次性的投入，一次性的消费，一次性的冒险，一次性的投机……因为这种种一次性，使高考具备了“赌一把”的充足条件，促成了“赌作弊”丛生。

　　与一考定终身的现代高考相同，古代科举是“一纸定成败”，所以自有科考以来，种种作弊现象就源源不绝，奇招迭出。在上海的中国科举博物馆里，存有作弊用具“麻布坎肩夹带”、“丝绸夹带”等科举文物，麻布坎肩中的纹理并不是麻线的痕迹，而是一排排密密麻麻的小字。现已成为文物拍品的作弊书《五经正文》，成书于清光绪年间，全书比火柴盒还小，共有10万余字，平均每平方厘米多达34至35个字，其精细程度令人咋舌，体现了我国古代印刷技术的最高“科技”、顶尖水平。

　　古代的科举舞弊，跟今天的高考舞弊，本质上没有多少区别。如今的考试作弊，已经形成了一条“地下产业链”，而且还是高科技产业链。比如那种不用耳朵的微型耳机，直接放入口腔即可感知声音，而他人很难察觉。采用如此高科技的作弊手段，那还不个个都成了“必胜客”？可见从古代到现今，科技改变了设备，但并没有改变人。

　　对群体性公然舞弊，如何标本兼治？从治标的角度看，严防严惩是必不可少的。这方面其实还不如过去，古代对科考作弊的防范、监管微细严密，让人叹为观止；千年科举史，科场作弊与反作弊，如同一对双胞胎，形影不离。舞弊被查出的考生要革除一生的功名，已考中的则取消名额，“执送刑部问”甚至“禁锢终身”；考官没有尽责导致考生“冒籍”、“冒名”成功，轻者降级调用，重者革职查办；如果官员参与了舞弊，那么其家产全都抄没入公，甚至流放、问斩。今天的情形可是“宽松”多了。对群体性舞弊的发现，都要靠媒体暗中努力，那是不行的。异地交换的督察、自上而下的督察，就必不可少。

　　从治本角度看，如何真正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如何消除“一过性”带来的“赌博性”？高考一年内可多次应考，是一个值得认真探索的命题，它能避免一次性带来的偶然性。复旦大学的招考，实际上就是两次考试——自主招生是第一次，上不了还可参加下一回统考。“一打纲领不如一个行动”，看看松原高考舞弊的可悲情形，真的应该认真行动起来，好好探索高考的改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