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的地方官员多以“父母官”自居,其所管辖的百姓均为官员的“子民”。既然称为“父母官”,这地位、身份、权力自然高于百姓一等,所行之事多为发号施令、左右指挥。百姓所处的位置则是听话的角儿。而随着社会发展时代变迁,在如今这个公民社会下,执政官员已与“父母官”相去甚远,变成了“人民的公仆”,以服务人民为终极理念。
然而,在如今这样的时代语境下,却还有官员以“父母官”自居,称群众为子民,惯以家长式执政思维。6月29日,一群代课教师因转公问题来到省信访局反映上访,随后上访者身份被曝光。教育局相关负责人称对于此前上访的代课教师将既往不咎,但“下不为例”,如果他们坚持上访,有关部门将采取一定措施。副县长将老师的上访行为定性为“要挟政府”,并称:政府是服务子民的(见7月9日《南方农村报》)。
看到这样的新闻,实在是让人语塞。按照邓副县长的逻辑,当地群众是“子民”,政府官员是那里的“父母官”。这样的逻辑关系,“子民”上访反映问题,就显得对“父母官”颇有“不敬”之意,有些“大逆不道”的意味。因此,邓副县长便将教师上访定性为“要挟政府”。出现这样的“政治笑话”,不得不给公民社会添上几分尴尬。
事实上,向邓副县长这种家长式执政思维的官员大有人在。政府官员常常对群众发号施令,万事只要一个文件一个号令下去,大家跟着政府的步子走就行了。这显然有悖政府官员是“人民的公仆”的理念。就拿邓副县长的做法来说,一群教师上访,他不进行“有理推定”,不对上访内容调查核实并解决,却给予“要挟政府”的回复。甚而教育部门责任人称,如果教师坚持上访,相关部门会采取一定措施。试问,当地政府部门要对上访教师采取什么措施呢?笔者怎么从中嗅出了要挟上访老师的火药味呢?
这种与民主、自由、法治相违背的家长式执政思维必须打破。否则,遭殃的便是群众。当地司法部门必须按照公平公正的法治程序解决教师上访问题。而上级部门也当对邓副县长进行问责,给群众一个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