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两新干部公布家庭财产有法理依据

　　“两新”干部就是指“新后备干部”和“新提拔干部”。对这样两类干部的确定或提拔，近日，中央党校主办的刊物《学习时报》发表署名为刘日的文章，要求并阐述了他们在确定或提拔前，公布个人家庭财产状况。对此项建议，笔者首先认为是非常好的，无疑是为树立“两新”干部良好形象，增强干部公信力和推动廉政勤政建设找到了一条“雪中送炭”的好路子。

　　该文在分析让“两新”干部公布个人家庭财产的依据和好处时指出：一是绝大多数干部目前不用公开财产，干部队伍会比较稳定，并可大大减少推行官员财产公开的阻力。二是对想当后备干部的人、想被提拔的干部来说，率先公开财产，接受群众监督，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能够接受这项考验。三是对人民群众来讲，期盼已久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能迈出这样一步，他们肯定是高兴的。在谈到公布“两新”干部个人家庭财产是否侵犯个人隐私时，该文又分析到：官员的家庭财产等信息很可能牵涉到公共利益，所以官员的财产状况就不再属于个人隐私。官员必须实事求是地公开家庭财产，如果弄虚作假，一经查实，将取消被推荐资格，并受到撤职、开除等处分。

　　对于以上分析，笔者也完全赞同，但笔者从此项建议是否具有法理依据又进行了思考，认为是肯定的。这是因为，它具有法的契约论的意味。

　　法的契约论是法律思想产生的基础理论之一，是法律思想大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古希腊就已存在。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论述的国家正义观中就首次提出了法律来源于社会契约的思想。可以说，法的契约论是整个法律大厦的基石。正如英国法学家梅因在《古代法》中所指出的，“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迄今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作为自由合意的产物，契约关系所反映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是：社会关系的双方是理性的，须承认并尊重对方的独立人格，以个人独立为基础，以个人自治为内容，以个人利益为目的；平等的讨论和自由的选择是社会交往最基本的形式；对他人的支配须以双方一致同意的条件为前提；每个人都须独立地对自己的判断和行为负责，人须自助，然后社会助之；契约关系必然表现为法律关系，在一个需要相互协作的社会，能够把无数独立而平等的个人维系在一起的只能是法律。这样，契约便成为社会关系产生的基础、连结的纽带、根本的内容和实现的方式。　　　　

　　当然，笔者不想在这里回顾很多法的契约论的知识，只是说，让“两新干部”公布家庭财产据有契约的味道。这就是说，想当“两新”干部，这就是“要约”，而公布家庭财产，这就是“承诺”，属于充分的自由合意，完全是意思自治，想“当”就公布，不想“当”就不公布，并非强加于“两新”干部。如果非要认为公布家庭财产就算是侵犯了隐私权不可的话，那就应当放弃当“两新”干部岂不悠哉自在？因此，像这样既符合人民的愿望，又在法理之中，更能为廉政清廉增光的建议早日实行岂不快哉、乐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