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车改试点单位车改后,其用车补贴比车改前公车开支下降32%。”杭州市发改委副主任、市车改办主任何新根近日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透露。(8月10日《中国经济时报》)
从今年5月1日开始的杭州市级机关公车改革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时至今日,改革已经有两月有余,其效果究竟如何,当然是广大市民和媒体最关心的事了。按照杭州市发改委何新根的信息——“公车开支下降32%”,杭州公车改革的成绩是骄人的,这不仅践行了公车改革的有效性,更在一定程度上探索出了公车改革的一种“杭州模式”。但是,在肯定之余,我们还应认识到这并不能消弭“变相发福利”的争议。
据报道,我国每年公车消费高达3000亿元。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令国民深恶痛绝的数字。如果全国普遍实行“杭州模式”,按此比例,大约可以节约3000亿×32%即960亿元,而全国公车消费数额仍然为2040亿元。若只看960亿元,这个数字很是讨人喜欢,而若是看到2040亿元,看客们又会锁起眉头了。虽说对于杭州公车改革这样的大胆探索我们不能求全责备,节约960亿开支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是这还不足以达到西方国家那种无公车、无车贴的状态。
再者,“车贴根据级别分9档、局级干部每月2600元”仍然不能逃离出“变相发福利”的诟病。有人说“杭州车贴每月直接打入公务员市民卡、不能取现”若能执行的好,则这不会成为一种福利。但是,在笔者看来,这根本无法防止“车帖私用”的现象。如果一名局级干部的2600元车帖不能取去而又用不完,该干部为不防止浪费会想尽办法让之转化为福利,一来,可以让自己的所有家人、亲戚、朋友一起享用;二来,可以低价变卖给其他汽车消费者。很明显,车帖还会沦为干部的福利,公车私用的现象还是大量存在,只不过变了变形式罢了。
杭州公车改革是一种进步,但是这种进步还是以权力的自肥和赎买为代价的。无论公车取消与否,权力“变相发福利”的举动还是不绝于耳。杭州车补贴比车改前公车开支下降32%是一种进步,但是我们不应满足于这种进步,如何用让“三公行为”彻底在公权界消失,还得需要改革中的不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