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与养廉

　　高薪养廉的说法，中国古已有之,到了当代，更是被频繁地提起。这一方面说明许多公务员并不满意自己的工资，另一方面也说明许多同志错误地认识了腐败滋生的根源。

　　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的寄生形态，并非仅仅依靠“预防针”就能抵挡的。就像人一样，你要成为一个健康的人，绝不是要依靠用预防针来抵御病菌的侵袭，而需要建立自身的防御体系。如何建立？自然是要勤于锻炼自己的身体，提高免疫能力。当然，有些病，我们可以依靠提前注射疫苗来防御，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注射了疫苗就可以高枕无忧，不再锻炼自己的身体。疫苗并不必然产生抗体，即使产生抗体也只不过是减少你感染病毒的可能性，而绝非永久保险。只有勤于锻炼自己的身体，让外部条件加上自己的身体素质，才能产生强有力的抗体。

　　腐败亦是如此。它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必然是社会躯体的产物。要减少腐败的滋生，自然也要锻炼社会躯体，提高社会躯体自身免疫力，并使其产生抗体。作为一种辅助手段，高薪只是一剂预防针，但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途径。中国历史上，曾经对官吏实行过高薪养廉制度（例如清代的“养廉银”），也确实在一定时间内减少了腐败的现象，但却并没有大幅度地减少腐败的存在。究其原因，其实是与社会防控体系效率低下是分不开的。

　　在谈到抑制腐败这个问题之前，有一点我必须要首先表明：腐败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之前永远只能被遏制，而不能被消灭。共产主义这个社会形态是一种理想的形态，我们很多时候并不能真正去研究它。但是，从现有的曾经出现的社会形态来说，腐败是自始存在的，甚至原始社会亦是如此。因此，我的论点首先是基于这样一个立足点：腐败在现有的社会阶段里只能被遏制，而不能被消灭。

　　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高薪。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高薪养廉制度还是欧美国家的高薪制度，我们都可以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高薪的存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公务人员的生活过得体面，而不必再为生活中的一些芝麻绿豆、柴米油盐的事情犯愁了，他们确实能够更能抵制物质的诱惑了。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样一个区别，中国古代，无论是怎样的高薪，事实上并没有得来养廉的结果，腐败基本上是每个朝代覆灭的基本原因，而欧美国家的高薪却似乎真的带来了廉洁，偶尔出现的一些腐败事件也被称为“政治丑闻”，使执政党的民众支持率大幅度下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

　　在分析这其中的原因之前，我们先看一看欧美国家的公务员职业的特殊性。在大多数欧美国家，公务员职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首先，选任制度并不是单一的，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选任标准和录用考试方式，笔试也好，口试也好，实际操作也好，或者是推荐也好，都要求你有适合这个岗位的能力。其次，被任命了，一个差错可能导致公务员个人信用度的极大削弱，被开除不说，还使得其在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难以体面做人。同时，欧美国家公务员也没有铁饭碗之说，大都是竞争上岗，有强硬力的监督机制，如果今天你做得不好，明天你可能就得另谋出路。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在欧美国家，公务员并不是谁都想当的。但是，他们的腐败问题确实还没有达到让人习以为常的境地。

　　于是我们不难想像，廉洁并不是高薪带来的结果，而是制度带来的结果。高薪只是促进廉洁，防御腐败的一种防疫方式。但我们不能指望高薪就必然带来廉洁，这是非常危险的想法。在当代中国，出现腐败问题的高官很多，其中包括不少国企的高管，他们的薪资不可谓不高，但是为什么腐败起来一点都不含糊？

　　事实上，要建立一种廉洁的政治体系（这是社会体系的一种形式），需要多方面的因素，外部的内部的，都需要共同努力。作为个人这一外部因素（我把它称之为外部因素，因为它必须通过内部因素起作用），单个的公务员个人，确实需要一定的足以维持家庭生活必需的薪资，以确保他能够无后顾之忧的履行自己的公职。只有这样，他才不会经常性地埋怨工资太少，才不会在面对诱惑的时候有过多的考虑。但是，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如果没有内部的有效的机制进行制约，再高的工资都有可能导致腐败。在这里，我们要明确一点，廉政制度是建立在不信任的基础上的，如果我们带着共产主义情结的信任来建立社会主义的廉政制度，那必然不能遏制腐败。

　　而这个廉政制度，正是建立廉洁的政治体系的内部因素。这个制度应包括科学的录用制度（不应是千篇一律的）、合理的编制（庞大的体系无法支持较高的薪资）、有效的制约和激励机制（竞争和腐败惩治手段是必须的，榜样式的廉洁奖励也是必须的）。

　　根据唯物辩证主义的观点，外因需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因此，单纯的高薪是带不来整个政治体系上的廉洁的，而只有强化内部因素，高薪这一剂“预防针”才能真正起到预防作用，促进整个政治体系的廉洁。但是，正因为有外因的存在，腐败也是不能消灭的。辩证地看，腐败只能最大限度地遏制，不能完全消灭。我们只有防范于未然，建立有效的制约机制，才能真正做到最大限度的遏制腐败，保证政治的清明。

　　作者单位：湖南省茶陵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