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局长“下课”要有令人信服的理由

　　湖南湘乡发布校园踩踏事故原因，称因为“只有一名学校的值班老师在检查、在现场”。媒体指责这样的说法有推卸责任嫌疑，因为这样的人员安排“其实等于没安排”。（12月9日中国新闻网）

　　每一次事故让我们反思制度背后的漏洞，管理上的缺陷；每一次的悲剧都以某些高官落马为终结，这是领导问责风暴下的事故处理程序。领导对事故负有责任，但“领导问责”绝不能因此流于形式。

　　湘乡校园踩踏事件在中国校园安全事件中可算重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之高意味着必定有人为此承担责任。不难想象，处罚的人必定是领导，而他的级别也必定不低。这在我国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大事故中，必有高官落马。湘乡校园事故再次印证了这一程序逐渐成为制度。从现有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踩踏事件时间是晚上，地点是教学楼楼道，起因则是“一学生跌倒”，整个事件是明晰的，可算是一起偶然性事件，在校园建筑设计和校园人数等因素下，这种偶然性事件又必成为必然性事件。不管从“学生跌倒”这个偶然性因素，还是“教学楼设计”等必然因素，事件本身跟教育局局长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事故问责到这些不相干的领导面前，我们就不禁要问：问责是形式还是反思与监督。

　　“非典”期间，我国启动了官员问责制，相继是张文康与孟学农两位部级高官被免职，高官问责在我国渐成风暴，在政坛呼啸，“有权必有责，权责对等”也逐渐在官员中间形成常识。“问责”固可平一时之民愤，但处罚、追究责任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避免事故的再次发生，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让“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真正成为现实。否则问责就是“出了事百姓丢命，问了责官员丢官”的双输局面。

　　“问责”目的决定应谨慎对待问责，避免让“官员问责制”流于形式。在问责之前要先找到事故发生的深层根源，找到事故的直接或间接责任人，然后加以问责，最大限度地以处罚来遏制事故的再次发生，也避免无责任官员被无端问责的局面。“问责”不能成为形式，在事故发生后，体系内第一把手就是问责对象，而真正的责任官员则逍遥法外，作壁上观。问责更要形成长远的机制，避免责任官员在此事故中“下课”，在责任官员问题没有解决前，就在另一地方“上课”，从而造成另一领域的事故。

　　“领导问责”应是良性的官民互动，形成官意与民意的真正对接，使得官员和百姓，都不再成为制度的牺牲品，使“问责”不仅是平民愤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