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忘记，30万无辜患儿才是重头戏

　　纵观整个“三鹿事件”，惩罚严酷，赔偿毫无，有重在惩罚之感。而在法理学中，关于刑法的所有原始定义，始终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刑法的目的不在于如何使恶者得到惩罚，而在于如何消除恶者所做行为所造成的影响。此理论用在“三鹿事件”中，应为“三鹿事件”关键不在惩罚，重在赔偿。

　　11月末，石家庄已就三鹿破产程序作出终结裁定，这意味着三鹿患儿索赔无望。北京一家公益机构牵头成立了三鹿奶粉事件志愿律师团，全国100多名律师免费帮助受害者家属打官司。志愿律师团律师彭剑表示，目前的初步计划是，找三鹿公司的其他股东索要一些补偿。（12月3日《河南商报》）

　　如此的结局确实令人心寒，我们不得不感慨法律的生硬和冰冷。这个结果让患者的希望变成了失望，维权的梦想也随之破灭。而“30万”是如此巨大的数字，这其中的人群又各异，或许他们是“富二代”，不看重赔偿款；或许他们是穷山沟的孩子，赔偿对于他们来说如同“救命稻草”。面对无辜患者的期待的眼神，面对如此庞大的治疗费，政府对“赔偿问题”怎能如此草率？

　　11月24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三鹿”刑事犯罪案犯张玉军、耿金平执行死刑。除此之外，上至三鹿集团高层、地方政府人员，下至企业监管人员，都给予了相关惩罚。这似乎三鹿集团是对患者进行的赔偿，对患者本身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含义。惩罚是对肇事者要有警示作用，不管从企业高层或者基层，对“三鹿事件”并非有意为之，出现监管和生产方面的漏洞，以至造成重大食品安全生产问题，完全是疏忽和制度漏洞的原因，并没有起到警告作用。或许法律还有另一个目的：让三鹿事件肇事者得到和患者相应的损失，甚至更重的损害，以此作为对患者的赔偿。看似肇事者为他的行为做出了补偿，但患者也因此承担了无辜的侵害。

　　惩罚对事件又有多大意义呢？对事件存有意义的是患者的赔偿问题。虽然惩罚和赔偿都是对于如何弥补无辜受害者来说的，但赔偿是惩罚的前提，如果没有赔偿，惩罚也就毫无意义，仍无法弥补受害者受伤的心理。

　　不仅如此，政府对患者进行赔偿是义务和责任，也是法律之规定。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政府有义务对患者进行代替赔偿；其次，三鹿事件是企业在政府的监管下发生的公共事件，公众赋予政府权力和责任，保护公众安全，政府监管不力的失误，应对患者承担责任；再次，属于国有股份集团的三鹿，企业本身破产没有能力进行赔偿，政府应成为赔偿方进行赔偿。这不仅是法律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所在，政府职能所在，更是社会道德和人道意识问题。基于此，政府请勿重惩罚，轻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