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国民企业”给国企开药纯属笑话

　　读陈宁远先生9月1日在《东方早报》发表的文章《“左右为难”的国企》（以下称陈文），如鲠在喉，整体感觉让读者左右为难的是作者糊涂的国企观，经过不断自问自答、转化概念，最后给作者认为的中国国企改革的难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逐渐把国企的国家控制改变为公众控制，即成为国民企业。其实不过是国企私有化的老调重弹罢了。

　　早些年说国企私有化最理直气壮的理由是，国企没有办法管好，更没有办法盈利，在市场的竞争中只能被淘汰，只能成为国家财政的拖累。这个理由也是迄今为止否定国企存在理由中最有感召力的论据。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国企经营普遍遇到了困境，国企改制、职工下岗、工龄买断、身份置换、再就业……成为那个时代国企处境的真实写照。如何使国企走出困境，成为牵动亿万人利益的大事。期间国退民进逐步成为社会热潮，更出现了一些以卖光国企为傲的地方激进改革派领导。

　　虽然如此，国企并没有在一些人的咒骂声中消失，而且在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之后，国企的盈利能力大增，不仅如此，当今的国企，尤其是央企已经不满足于在国内发展，开始全面参与国际竞争，融入到国际市场的攻城略地大战中，而雄厚的财力是它们足以傲视群雄的根本信心所在。倘时光倒退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这一切几如天方夜谭，又有几个人能料到？

　　国企虽然甩掉了不能盈利的帽子，但是新的争锋相对的问题随之而来，所有的问题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将赢利功劳算在垄断头上，骨子里依然是否定赢利能力。二类是将国企与公众利益对立，拔高到不可调和矛盾的地步，根本目的争取公众在消灭国企论战中采取冷漠中立甚至是狂热附和的态度。说到底，就是要否定国企改革已经取得的成就。进而为推销自己的国企改革路线图的目的热身。

　　陈文也未能免俗地重新把上述观点罗列了一遍，质问那些特别能赢利的央企，“这又有什么理由可以自豪呢？”由此，陈文提出第一个唬人观点：“‘管好’国企不能使简单地管处企业本位的效益，若是这个思路，那就是不负责任的。”言外之意，国企管没管好，不能拿业绩衡量？那么，应该拿什么衡量呢？陈文认为，管好国企不等于深化国企改革，深化意味着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建立，“大部分情况下，需要国家的企业退出去”。

　　所谓退出当然是要卖掉国企了，陈文也意识到以中国国情无法一卖了之，但是不卖掉又会引发作者认为的“系统性风险”，怎么办？陈文提出“逐渐把国企的国家控制，改变为公众控制，即把国有企业叫成国民企业。” 但是，国民企业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公众控制的国民企业到底是什么模样，除了一堆诸如“产权清晰”、“投资多元”的大陆货术语外，作者也说不清楚，按其字面理解，似乎目前国企改制上市走的不正是这样一个路径吗？

　　陈文特别把作者心目中的国民企业搬了出来，称美国的GE为美国式的“国企”。至此作者的真实观点一览无余。且不要说什么美国式的“国企”美国人买不买账，也不论GE的股东们会不会笑掉大牙，单就称GE这个巨无霸的企业为最典型的例子看，作者心目中的国民企业不过是由商业巨头们操控的托拉斯企业而已。相比央企，企业规模、市场份额一样巨大，所不同的是企业股东由国资委变身为商业巨头而已。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分类中有国民企业概念的，倒是有不少大型私企喜欢标榜自己为国民企业，所为何故？不是因为国民企业更符合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世界各国公认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是受法律规制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而是因为国民企业这种不伦不类的称谓最能偷换概念，模糊股权结构下的真实资产所有状况，而在企业和社会公众之间以虚情假意的社会责任为纽带，打造了一个看似你我在一个战壕里的资本统一战线。这不是欺骗是什么？

　　至于，给中国国企开出国民企业的药方，就更为荒唐了。国企改革是一个严肃的事情，岂能拿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宣传噱头来唬人？当然，通观陈文，我们还是能够看清楚作者在国企改革路线的尽头竖起的不过是一个改变版的私有化路标。作者除了高估了国企改革的难度，低估了国企已经取得的成就外，更重要的是，对国企改革选择性地失明，一厢情愿地制造紧张恐怖的气氛，无视已经并正在进行的国企改革班车已出发的事实，自娱自乐地自设命题，自拉自唱，难逃成为笑柄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