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博士教育的繁荣与虚弱

　　近日，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教授周光礼出新书《中国博士质量调查》，称当前“大多数博士生称导师为‘老板’，被导师当作廉价的高级劳动力。60%的学生认为，他们承担了导师课题大半的任务。近13%的博士生每月与导师交流不到1次”。（8月25日长江日报）

　　这是一个博士教育繁荣的年代，也是博士教育虚弱的年代。繁荣的是博士数量，虚弱的是博士质量。用二十年时间走完了美国一百年的博士教育路，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博士生产国，这不得不称为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一方面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也流露着中国教育的浮躁与大跃进，凸显的是教育领域的管理混乱、无序发展，更昭示着法治的必要与力量。

　　繁荣的博士生产数量流露的是中国教育的浮躁与大跃进。一个导师最多带57个博士，博士教育的批量化流水生产，这是非常恐怖的。这样的数量大跃进曾经在60年前就似曾相识。教育的这种大跃进反映了国人的强烈的赶超意识与浮躁心态。自从一百多年前西方入侵中国以来，中国就一直处于缺失自信和追赶的状态，一百多年的近代史基本上是一部中国赶超西方，强烈追求现代化与复兴之路的追赶史，中国博士教育的现代化也是中国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无法独善其身。赶超与复兴未必是坏事，但是若不顾实际而盲目追求数量，只会导致博士论文发表的交易，博士数量过度而就业困难导致博士自身价值的急剧贬值。从长远来看，对于博士教育是百害而无一利。

　　虚弱的博士培养质量凸显的是中国博士教育的混乱管理、无序发展。博士教育的质量下滑是博士教育数量的迅猛扩张的必然结果。博士教育是国家教育体系的最尖端部分，博士教育的质量决定了未来导师的质量，决定了民族创新能力的高低。但一个导师带着57个博士的奇闻，博士一个月与导师见不上一次面等教育乱象凸显的是博士教育领域的管理极度混乱与无序发展。教育行政部门显然是难辞其咎，但导师学术水准整体下降、职业道德缺失也是重要原因。低质量的博士教育水平导致博士学术创新能力低下，国家巨额教育投入的低产出，社会对博士教育整体的不认可一系列恶果。这都不是我们所希冀的，因为博士教育好坏直接影响着整个民族和国家的未来。

　　繁荣的很可能只是数量，而虚弱的是博士教育的质量，两者共同昭示的是法治的必要与力量。自从市场经济大潮席卷神州大地，教育也难免独善其身。适当的市场化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市场化有利于教育紧密结合社会实际，有利于教育自身的多元化发展。但过度的市场化，当博士点、博士招生成为学校创收的重要途径，成为导师廉价劳动力的重要来源与敛财的重要方式；当博士官员的大量涌现，博士文凭成为随意买卖的对象成为普遍现象时，博士教育市场化已经过头了。博士教育的这种过度市场化是法治的缺位使然。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法治经济，没法法治依托的市场经济注定无法长远。博士教育的这种过度市场化是其偏离法治逻辑的必然。博士教育需要法律的参与与治理，需要重塑规则，严格按照教育的规律和管理规则来发展，而非毕其功于一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