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了“安插门”滋生的土壤

　　近日，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陈文铸是汕尾市烟草专卖局成立以来的第三任局长，而首任局长是他亲舅舅。据调查，汕尾烟草系统与陈文铸有亲戚关系的至少有22名职工，集中分布在汕尾市陆丰市烟草局和汕尾市烟草局。这些亲戚中，有胞弟、堂弟、表弟、妻弟，还有弟媳的亲叔叔等，当地群众将汕尾烟草系统称作陈文铸“亲友就业基地”，陈文铸本人也被“荣称”为“最牛”烟草局长。（《新京报》2011年1月14日）

　　类似这种安插亲属“进仕途”“入官场”的事早已不是鲜有的新闻，诸如官二代考试舞弊，或者如“萝卜招考”，更有甚者如未毕业“官二代”被权利成为公务员等等。而今的社会给了“官二代”太多的压力，“官二代”已经不再是值得炫耀的资本，已然成为公众质疑和吐唾沫的对象，成为“备受关注和争议”的一代，啃老、拼爹，“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有能力不如有背景”等现象的孳生，到底是“官二代”肆无忌惮的资本喧嚣，是“官二代”成长环境的熏染，还是体制机制的纰漏使然？笔者认为，只有从机制体制中完善对公权的使用和监管，才能铲除诸如此类“安插门”滋生的土壤，才能正本清源，还社会一个公平公正的用人环境。

　　人才是核心，用人机制坏了，那“心”就烂掉了，一个心烂掉的人又如何能活得久？若用人体系成为“家族网络”，“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管是“扶不起的阿斗”还是“弱懦无能之辈”都一并“入关”，那还何谈竞争力，何谈发展，何谈小康与和谐？

　　“最牛”烟草局长事件仍在持续发酵，尽管其中有些“剧情”仍需要进一步澄清，但是这一事件之所以如此能够激发舆论的热情，并非没有真实的社会基础。这个真实的社会基础就是，现行的烟草体制为“最牛”烟草局长的产生，提供了相当大的制度便利。不仅烟草部门如此，纵观我国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系统，政企不分，公权监管不力等弊端日益凸显，越是那些有“香饽饽”和“铁饭碗”的地方，“权力竞争”越是激烈，越是容易滋生腐败，产生暗箱操作，权利寻租，近亲繁殖。监管制度不完善，监管不给力，惩处不给力，才让“官一代”有了空子可钻，让官二代“京城有人好当官”，公权力被世袭。

　　在加快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现实社会迫切地需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机制，强化公权力监管体系，铲除“灰色权力”滋生蔓延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