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县长的“性价比”才是关键

　　今年4月，湖南石门被曝有副县长11名，随后，四川巴中市下辖的4个国家级贫困县再次被曝“超配县长”，其中以南江县有10位副县长为甚。“但这些都太少了，还是赫章牛啊！”有网友近日发帖说，贵州赫章县竟有12名副县长。记者调查后发现，12人中6人为挂职副县长。16日，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表示，“挂职不能算实职”。(8月17日羊城晚报)

　　成串副县长的看点不在贫困县，也不在是否超编。它不同于贫困县建豪华的楼堂馆所，劳民伤财，使本来就紧张的公共财政更加拮据，民生难点的投入捉襟见肘。而编制是个公务人员与岗位的静态管理方式，超编与否只是表象，一刀切的评价体系也是不科学的。如果说贫困县不该设那么多的副县长，是否意味着发达县份多几个副县长就很正常了？拿贫困县和编制问题来说事，显然是买椟还珠。

　　副职过多的看点在于如何从制度源头上治庸，强化官员效绩考核来倒逼精“官”简政。包括挂职在内的12名副县长都有事做，这不成问题。关键在于他们做了什么；达到了什么效果；花费了多少公共财政；成本与效绩的“性价比”、“盈利率”如何；12个副县长所做的事和解决的问题、取得的业绩，减少职数是否同样达到，甚至能做得更好等。对于整治“机关病”、“混混官”的“治庸风暴”，公众耳熟能详，但是，一曝十寒、百疏一密的运动式整治效果很短暂、很有限。不言而喻，常态制度的缺失是“治庸之后又见庸”的主要原因。

　　对包括领导干部在内公务员的考核必须从改革评价机制开始。应建立新的制度与机制，侧重个性化考评，重点主要包括公务员工作业绩和内部协调情况，服务对象反映情况，创新和学习情况，与其工作相关的相关财务情况等，将内部考核权交给公务员的顶头上司，融入平时。以副县长为例，我国法律规定副县长是由县长提名，人大任命的。县长是由人大代表选举、人大任命的。将副县长的考核权交给县长，是可行的。副县长对县长负责，县长对人大负责，副县长岗位出了任何问题，县长要承担责任，直到依法被人大罢免。不过，上司考评不是单一的考核方式，我国应探索立体化公务员考核办法，实行上司、服务对象评议以及专业评价相统一的综合评价考核方式，将公众评议制度引入考核体系。

　　在考核结果的运用上应正视我国党管干部的重要原则，无论是领导干部的职数增减，还是推荐领导干部的人选，都要拿出科学翔实的效绩考核数据，向党委提出建议。如果经过考核和综合评价分析，贵州赫章县只需设立3~5名副县长职位，那么，重新择优任用后其他的则依照相关规程调动或免除。总之，官员效绩考核是个复杂的课题，同时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要想让公众的眼球不再盯着多少个副县长，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他们参与评价考核副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