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制：情感理性选择 利益实现佳途

　　据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6月8日报道，在华东模范中学考点外，一名参加高考的考生迟到了2分钟，不能进入考场。考生翻越校门被制止，考生母亲下跪哀求，但最终考生还是未能参加考试。此事被媒体曝光后，有人认为，高考关系到考生的命运，给他一个考场，把握一些规则的灵活性，多一些人性化的通融，并无大碍。

　　笔者非常能理解持这种观点的人们是出于善意，也非常能理解这位母亲的心情，也能体会考生目睹母亲下跪时所感受到的委屈和痛苦，以及做出过激行为的无奈。相信他们的抗争和执着会令大多数人惋惜和动容。那么学校是否真的过于呆板、不够人性化了呢？我想如果让其他的考生和家长来评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因为意外事件错过一场人生大考，这场悲剧并没有可以谴责的一方。我们要关注的是如何回答那些质疑的声音，如何考量我们的制度，以及应该如何对待令人同情的“越界者”。

　　首先，再深切的情感也应服从理性，服从制度。可以说，情感的高级形式是理性，理性的高级形式则是制度。情感是人本能的思维反应，是作为单独个体形态各异的个性差异。世界上找不出同一片树叶，前提是它们都是树叶；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独特的情感和心愿，前提是他们都是人生旅途中的跋涉者。每一个参加高考的学子都曾十年寒窗，都承载了亲友师长厚重的期望和嘱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比的就是各自的学习能力、知识水平、心理素质，以及隐藏在学业成绩背后的的学习习惯——这是他们的不同，恰恰以此区分俊才和庸者。假如一个违规者堂而皇之进入考场，或者不因违规而受到惩罚，反而受到额外的“通融”，那当他出现在其他考生面前时，他一定会引发更多的不平和质疑，因为他打乱了秩序，使原本公平的竞赛出现了不公平。对他的不平是难以平息的，对他的质疑也会远远超过对监考制度“不够人性化”的质疑。

　　其次，个人再重大的需求也应该服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误考考生希望监考人员网开一面，破例让自己参加考试，这种需求从个人角度来看也许是有益的，做出硬闯考场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把他的需求置于绝大多数考生的利益天平上，孰轻孰重则一目了然。当个人的利益需求与大多数人的情感和利益、或者与代表多数人利益的规则制度发生冲突时，如何选择是由一个人综合素质以及遵章守纪的自觉性决定的。无独有偶，在上海考生母亲下跪求情的同时，与之相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口一位女生也因迟到5分钟被挡入场。在众人纷纷的惋惜声中，女孩子只淡淡说句：“没有关系，明年再考”，并自称为“淡定姐”（《海口晚报》6月8日报道）。我想，这位女孩子是可敬的，即使她错过了一场考试，她也赢得了人们对她的尊重，因为她用自己的理性和遵章守纪维护了学子的声誉，维护了制度的权威，在另一张无字的考卷上一举赢得满分。

　　第三，制度的缺陷可以用制度的完善来弥补，而不能成为违规的理由。诚然，因为意外事故错过几分钟就无缘一年一次的高考，个人理想难以实现，家庭也会有更多的开支，甚至会打乱很多原有的计划。特别是一个苦苦哀求的、长跪不起的母亲让人更感觉到制度的无情和冷酷……所以有人认为这“不够人性化”。笔者从情感上理解这种观点，但从理智上不能赞同这种观点。因为这种观点忽视了制度的本质，把“制度”和“人性”对立了起来。制度是人制定的、需要人人尊重的、以保证绝大多数人受益的行为规范，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人的利益，因此制度本身就是服务人、为了人，是人性化的结晶。只不过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任何制度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万无一失。对于漏洞，我们可以补救和完善；对于挂万漏一的普遍性规定，那也只能牺牲这个“一”，以保证“万”的获益。

　　可以说，一个成熟、完备、获得大多数人首肯并为大多数人自觉遵守的制度，之所以发生了悲剧，往往并非制度自身的问题，而是少数人能不能遵守制度、能不能服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问题。如果给违反制度的行为披上“人性化”的外衣，享受豁免权，那么这种“人性化”就会成为走后门、关系户、人情案、特权车的借口，成为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滋生地，甚至极致地表现为无政府主义。

　　制度和利益、情感和理性并非截然对立，尽管我们对误考考生们深切同情，但是我们更期望他们能从中理解制度和理性的可贵，选择正确的利益实现方式，理性地表达诉求和情感，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毕竟，遵守制度是情感的理性选择，也是实现利益的最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