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卖出废铁价”为车改提了个醒

　　连日来，“中牟县43辆超编公车拍卖成交39.11万元”一事引发社会各界广泛持续关注。记者调查发现，主持该批公车价值评估的河南中达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师、合伙人钟垒，身兼主持此次拍卖的河南省拍卖行有限公司注册拍卖师职务。这种特殊的双重身份，引发各方遐想和质疑。（7月16日《大河报》）

　　所有欲盖弥彰，不过一语成谶。7月13日，河南中牟县43辆超编公车拍卖，共得39万多元，部分车辆估价千元左右，被称“公车卖出废铁价”。随后，有媒体质疑评估师和拍卖师是同一人。7月15日，拍卖公司网站删除该拍卖师信息，并称此人未参与此次拍卖。一连串的“反常”：删除拍卖师资料，谎称涉嫌者未参与竞拍，以“视频太大”为由拒不公布监控……一切的一切，不过为了杜绝真相流传后的种种联想。

　　还是网友说得好，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编故事。回头看中牟县的超编公车拍卖传奇，确实多有悬疑：一者，既然按照有关规定，评估公司、拍卖公司必须互相独立，目的是防止提前透露标的机密、出现串标现象，那么，即便拍卖结果清白，为什么程序上非要趟浑水？二者，既然相关部门认为这种“二合一”的兼职并无不妥，为什么开始要抵死狡辩、还在网络公示中用上了“橡皮擦”——没事儿你慌什么？三者，拍卖出去的车更有趣，一个买主竞拍到的车里，竟然就有“一辆面包车4年没有年审，两辆车无法打火，一辆车有25个违章未处理”——竞标前不把这些情况讲清楚，这算不算交易欺诈？至于“年审”、“违章”的赖皮，难道果真是某些公权VIP露出的小尾巴？

　　43辆车，究竟该卖多少钱？对舆论监督来说，其实这是个谁心里也没谱的事情。39.11万元的成交价格是多是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拍卖超编公车不能成为权力私相授受的一个“新财机”。随着公车改革的推进，超编公车逐渐从水底浮上来：一来，超编数量本身就是违规的证据，究责起来一目了然；二来，拍卖部分服役期长、性能不佳的公车，既减轻了自身负担，也是新鲜出炉的政绩。当此背景下，公车拍卖潮迟早会风生水起。

　　主动拍卖当然是好事，起码态度自觉，但如果卖不好，恐怕又会为新的寻租开辟了道路。关于“贱卖”的悬疑，早在温州车改的时候民意就有颇有微词：今年6月起，温州约有1300辆公车分6批作拍卖处置。6月24日，首批215辆公车顺利拍卖成交，成交总金额1059.48万元，每辆车均价4.9万元。相较于中牟县的成交价，已算“天价”。但实际上，车况不同，性能迥异，抽象数字显然无法自证清白。那么，如何更好地引入有公信的监督机制，以此确保公车拍卖公平，就成为比数字更纠结的命题。

　　公众的担心显然不是多余的，在买卖问题上，少数权力往往有极端的倾向：只买贵的，只卖便宜的。有专家估计，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国有资产每年损失量达5000亿至6000亿，约占当年GDP的6.6%至8.6%。至于国有资产被贱卖的传奇，从高楼到矿产、从企业到土地，隔三差五总有东窗事发的故事，佐证公众的忧虑非杞人之忧。

　　适逢改革走入深水区，而历史上每一次的改革，也时常成为寻租牟利的高发期。这种异化的“改革成本”，既可能是失范权力的最后一搏，也可能是公权自肥的一种惯性。车改也好，资源能源改革也罢，凡涉国有资产或公共资源交易的地方，就当以最大限度的避嫌求得最小限度的损失。于此而言，没有什么比“无赖假定”更合适、没有什么比公开的监督更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