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惶恐和不敢接父母”是谁惹的祸

　　近日，有两份关于月薪与生活之间关系的调查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一份是中国最大的手机招人平台大谷打工网21日在京公布的“重阳节外出务工人员留守父母调查报告”，透露多数打工者认为月薪8000元才敢把父母接到城市同住。（10月23日《工人日报》另一份调查报告内容为“月薪多少会让你在相应的城市生活不惶恐”。数据显示，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需9000元左右，而成都、大连等二线城市则在5000元上下浮动。（10月23日《重庆晨报》）

　　从表面上看，农民工月薪8000元才敢接父母进城同住，与月薪9000元才觉得在城市生活不惶恐是两份完全不搭边的调查报告，调查对象和调查目的都不一样。但是，在笔者看来，从深层次角度说，两份调查报告的结论其实在说同一件事，就是在城市生活必须得有高收入，而且导致调查报告结论趋同性的根本原因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当下城市生活成本实在是太高，城市的高生活成本造成了公众生活很惶恐，不敢接父母进城居住。

　　事实上不管是农民工要接父母进城同住，还是城市白领想生活不惶恐，乃至重阳节与父母团聚，其前提条件都是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在城市过好生活，享受一份有尊严的生活，部位生活所劳累，那么最基本的保障就是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即使面积不是太大也行。道理很简单，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意味着父母进城了都没房子住，子女当然不敢接父母进城。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即使是白领过的也是流浪生活，居无定所，谈不上幸福，随时都有可能被房东赶走，显然很惶恐。虽然说当前房价与千年相比有所回落，多少仍然处于高位运行，在北京市中心的一套住房价格相当于莫言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这样的高房价，莫言高收入当然实现不了。

　　其次，直接关系老百姓生活质量的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近几年不断上涨，油水电菜价格年年高涨，给老百姓生活造成巨大压力。但是，一般的生活成本虽然比过去有了大幅提高，但终究总量并不大，最关键的是，在城市生活还要遭遇形形色色的各类隐性、额外的生活成本，特别是行政垄断和优质资源集中政策制造的垄断成本，以及各行各业官商勾结的腐败成本。比如在子女的教育支出方面，在不能输在起跑线等错误的教育观念下，为把子女送进优质教育资源集中的幼儿园、小学乃至中学，不得不缴纳数万元的高额择校费、赞助费，以及每年花上数几万元送子女上各种培训班、补习班，这样的高支出同样建立在高收入基础之上。否则，只能铁链锁子。事实上中国城市生活成本高到什么程度，早在今年年初，英国财经杂志《经济学人》智库就给出了答案，他们公布的“2012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显示，瑞士苏黎世在受调查城市中生活成本最高，而我国的上海列第42位，已经超过美国的国际大都市纽约，纽约列第47位，首都北京紧追上海，排名第59位。

　　总之，只有高收入才敢接父母进城同住，只有高收入才觉得生活不惶恐，归根结底都是生活成本高的离谱逼的，是城市生活成本高惹的祸。换言之，要让老百姓在城市生活不惶恐，要让农民工敢于接父母进城同住，治本之策既要提高劳动收入，也要降低生活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