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交通管理的人性化、智能化、动态化、精细化,从来是一个难题。它不仅涉及管路、管车,还涉及管人、管物。在著名的“首堵”之城,在近30个路口,如今约有300套红绿灯升级为“大眼版”,就是直径从30厘米变成40厘米的了,150米开外都看得清楚。这样的城市交通管理精细化,当然是好事情。
红绿灯,就是城市交通的“指挥员”。它发出的指令,要让人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国外大部分国家禁止在路口50米范围内种植植被,即使有,也是较矮的灌木丛,这样的精细化要求,就是为了红绿灯的指令不被遮挡。
城市交通的拥堵、混乱,很大程度上是管理不善造成的。管理真是个硬道理,想要确保交通的安全、有序、畅通,就得不断提升管理水平。我很欣赏杭州在路口对直行和左转的车辆设置前伸的待行区,这是用空间换时间,它在没有增扩道路的前提下,充分利用了暂时空余的路面,从而有效缓解路口的交通拥堵。
如果说更换“大眼”红绿灯是硬件的优化管理,那么,合理配置红绿灯的变换时间,则是软件的管理优化。研究表明,在交通流量较大的主支相交路口,行人最大可忍受等待时间为70-90秒,超过此限值,行人过街将处于不可控局面;也就是说,当等候超过90秒,限制行人的红灯等于零。这“一分半钟”的忍耐极限,通常是指无人值守的路口,这个“忍耐数值”其实早已见诸媒体,只是许多地方没有重视这一现象,照样对行人设置超长红灯或超短绿灯——前者让人“忍无可忍”闯红灯,后者则要行人跑得比刘翔还快。国内交通信号灯设置,显然是更为“偏心”机动车的。“偏心”就是不科学、不人性,结果害得行人纷纷闯红灯,最终依然是让机动车“欲速则不达”。
专家介绍说,一些发达国家在安置信号灯时,都会考虑到行人的“可忍受等待时间”,德国行人的时间忍耐限度是60秒,而英国行人忍耐限度只有45秒。如果红灯超过忍耐限度,也会出现行人闯红灯的现象。德国在红灯设置时制定了统一的标准,对于行人,红灯时间全部短于60秒,这一举措是杜绝行人违章的主要原因。这样的制度化举措,值得我们借鉴。
在说了这些城市交通精细化管理之后,回过头来再看宏观管理,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人太多了、街上的车太多了。日前发布的《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显示,北京的人均上班出行时间需要长达52分钟,因交通拥堵要多耗时14分钟,在中国内地50个代表城市排序中名列第一。你看看,上下班要在路上平均消耗近两个小时,这多可怕,这是多么巨大的损失。疏解城市交通混乱拥堵的状况,根本上还得大规模发展最集约的公共交通,这是唯一出路,各地政府最需真心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