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被虐自杀，法律不能缺位

　　2月27日晚，住在平谷区某村的80岁郭老人和74岁妻子徐老太，在屋中上吊身亡。多名邻居称，两位老人经常在大儿子家挨打挨骂，“吃喝都成问题”。当地村委会陈副主任介绍，两位老人离世后，村民们对郭家大儿子夫妇的行为非常愤慨，村委会决定限其一家人10日内搬离村庄。（3月3日《新京报》）

　　面对两位古稀老人不堪儿子虐待而双双选择上吊自缢，村民们纷纷表示愤慨与谴责，当地村委会干脆对其下达了“驱逐令”。虐待老人行为的失道缺德和不为人齿可见一斑。但从新闻报道的自始至终，人们没有看到“法律”的影子。老人被逼自杀难道属于清官难断的“家务事”，涉嫌肇事的忤逆之子岂可逍遥法外、一走了之？

　　尽管我国《刑法》第260条对“虐待罪”的适用范围和构成要件有着明确规定，并较为详细地列举了打骂、捆绑、冻饿、限制自由、凌辱人格、不给治病或者强迫作过度劳动等犯罪手段。但由于本罪只限定发生在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间的纠纷，且属“告诉才处理”的犯罪行为，加之“情节恶劣”概念认定具有很大的伸缩性，“虐待罪”在司法实践中，对虐待父母劣行的惩处和震慑效果并不理想。

　　在本案中，从邻居们的种种议论以及徐老太妹妹“姐姐称无人管不想活了”的相关介绍看，郭家老大虐待父母的行为应该属实，而疑似肇事者的听命出村也反证了此事的情况不虚。两位老人缘何不能拿起法律武器维护权益，教训惩处不孝之子，而是选择以死逃避。事实上，面对儿女的虐待冷遇，多数老人都会选择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甚至一死了之。

　　究其原因不外有三：一是家丑不外扬的观念影响。“子不孝、父之过”的教子观，让很多老人把无德逆子称之为“家门不幸”，被虐待老人情愿自责，不愿张扬，任凭泪往心里流；二是可怜父母心的本能使然。儿女是父母身上掉下来的肉，骨肉情深，亲情难舍。为了自己的“尊严”，也为了儿孙的“脸面”，也不愿诉诸法律；三是担心被报复的余悸驱使。在养儿防老仍是老人安度晚年基本依靠的环境下，一家人终归要在一个锅里搅稀稠，儿女得罪不起。同时，《刑法》对虐待罪也不过是有“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规定，处罚期间的亲情反目和日后的尴尬面对，甚至遭致变本加厉的报复，让老人举报虐待“伤不起”。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把虐待父母视为“家务事”的认知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以本案为例，尽管村民对郭家大儿子夫妇的劣行早已耳闻目睹，但鲜有人为此仗义举报；村委会的调节也不过是解决了两位老人“无家可归”问题，并未了断其三子一女的赡养纠纷，更无根本上遏制郭家老大夫妇的虐待行为。“自诉案”的性质界定，“情节恶劣”的事后惩罚，既让老人的依法维权身陷两难纠结，也让司法干预失去了早期介入的防患未然。

　　由此看来，遏制虐待老人，防止悲剧重演，还需法律制度的日臻完善和主动作为，比如除了当事人和亲属外，赋予当地村级组织和知情邻居可以“告诉”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司法部门对有虐待行为的家庭加强调解、规劝和告诫工作，防微杜渐，避免亲情纠纷酿成家庭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