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亟待立法保护

　　长沙警方破获的2012年“2•9”专案中，长期以“中国资源部”、“移动数据专家”、“中国咨询”等网名为幌子，肆意盗卖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事实。而泄露个人信息的源头，则大都有电信运营商等相关单位或部门的“内鬼”帮忙。这种被“黑色利益链条”催生出的里应外合，使数亿条公民个人信息处于“裸奔”状态，危机四伏。（6月5日 中国青年报）

　　随着互联网络的迅猛发展和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人们沟通交流的方式越来越数字化、多样化。买房购车、婚介登记、子女入学、办卡领证……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都存在将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更毋宁说品类繁多的智能手机、标榜高科技的电子软件和到处覆盖的便捷Wi-Fi等，几乎人人“躺着中枪”，不可避免。

　　个人信息之所以被频繁泄露，正是因为其有价有市。信息就是资源，掌握越多的个人信息，就意味着掌控更多的营销市场。如果只是垃圾短信、推销促销之类，尚可将其归于“骚扰”，一旦个人信息被不法之徒利用，进而衍生出侵犯公民权利的“下游犯罪”——电信诈骗、网络诈骗，甚至利用个人信息实施抢劫、绑架等犯罪行为，被非法交易的个人信息就成了帮助或促使犯罪的“助手”，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公民的个人信息，亟待立法保护。

　　目前，我国尚无关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立法，只有一些相对原则性的泛泛之规，或散见于某些部门法律中的个别条款，并没有形成完整的法律保护体系。2009年2月28日正式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对原刑法第253条进行了修改，新增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两个罪名，首次将公民个人信息纳入刑法保护的范畴，使此类侵害行为在罪刑法定方面有所突破。该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也就是说，刑法修正案首先将负有特定职责，提供类似于垄断行业服务、易于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单位工作人员，即“新闻链接”中所指的“内鬼”作为惩治此类犯罪的首要对象，这亦是一种权责相衡的体现。自公安机关开展专项打击行动以来，已有大批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案件陆续进入司法程序。

　　然而，个人信息的立法保护还有待完善，规定不明实践中难免遇到阻碍，如：此类侵权行为罪与非罪的界定标准不够明确，何为“情节严重”，目前尚无有权机关的进一步解释。究竟是以特定身份人的违法行为论，还是以侵害结果论？是以“黑色利益链条”中的某个环节的侵害结果论，还是以整个事件的最终结果论？均无有权机关的解释。如果仅凭法官自由裁量，势必会造成执法不统一的现象发生。另外，此类犯罪的影响恶劣但法定刑相对较低，受害人范围过广、赔付金额低等问题也给司法实践带来不少困难。

　　今年2月1日，中国首个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正式实施。这虽然标志着中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正式进入“有标可依”阶段，但公民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仍旧千呼万唤难出来。我们期待有关国家机关尽早出台相关规定，以完备的法律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让人们可以安定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