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登广告道歉是社会进步体现

　　61岁的刘伯勤，退休前任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处长。日前，这位当年的红卫兵在媒体上刊登广告，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他说，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不对的事，就应该道歉。（6月18日《南方都市报》）

　　普通红卫兵小将多年之后为自己在“文革”中的荒唐行为、错误行为公开登报道歉，这其实不是第一例。在2010年11月，《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就曾大篇幅报道了红卫兵申小珂、胡滨时隔44年之后，向当年间接伤害过的北京外国语学校党总支书记程璧投书致歉事件；2011年，红卫兵王冀豫投书报纸，就自己在“文革”期间杀人行为表示忏悔。应当说公开道歉的红卫兵越来越多，敢于忏悔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但是，总的来说，另一个人为自己的错误公开道歉和忏悔并非易事。一些学者、名人就算发表了极其错误的观点或者学历造假，也很少公开道歉，反而为自己的错误寻找各种理由和借口，死扛到底、隐瞒到底。

　　实际上不管是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和批斗的“黑五类”人群，还是奉命或者随大流参与批斗的红卫兵小将们，实质上都属于时代的受害者和牺牲品。然而，作为同是受害者的红卫兵跨越自己的心灵关，在尊重自己的心灵前提下，自愿、主动地在报刊杂志上公开登广告为自己当年犯下的错误道歉，实质上就是进行良心的自我救赎。这样的做法无疑显得弥足珍贵。

　　一个理性、清醒的民族，就应当是一个敢于直面历史的错误和对于所犯错误敢于道歉和忏悔的民族，一个缺乏深刻反省、羞耻感和罪恶感的民族，永远不可能在历史的错误和悲剧中吸取教训。敢于忏悔的德国和拒不道歉的日本已经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红卫兵多年之后公开道歉，正是直面历史错误和忏悔文化营建的开始，走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不管能否得到被道歉者的宽恕，但都应得到社会的宽容和尊敬。没有普通人的忏悔和良心救赎，就不可能推进社会的真正进步，悲剧和历史错误就不可能从根本上避免和杜绝。我们的国家、社会乃至每个公民都应敢于面对曾经的错误，才能拥有改正错误的勇气，不断推动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