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不足，“性骚扰”如何处理？

　　河北张家口宣化县纪委表示，经过纪委调查，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洋河南镇人大副主席刘鹏对徐晓云进行性骚扰，或两者有暧昧关系。目前，刘鹏被调到崞村镇以一般干部身份进行工作。纪委同时表示，“今后，若有新证据能证明刘鹏存在问题，再进行党纪政纪处分。”（10月20日《中国青年报》）

　　一方坚持刘鹏道德品质败坏、作风顽劣，向女大学生伸出魔爪。另一方坚持刘鹏处于被动地位，而是女大学生主动勾引领导，从而产生矛盾冲突。从女大学生徐晓云和刘鹏妻子李佳乐的对立观点中，刘鹏和徐晓云之间肯定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宣化县纪委一句“等新证据出现后再进行处分”，根本无法厘清事件背后的真相。

　　从客观角度，不管报料人徐晓云处于“被动”抑或“主动”地位，其都是该事件的中心人物，调查处理程序也应当围绕她展开。既然徐晓云已经揭开了“盖子”，宣化县的相关调查部门就应当及时主动出击，用客观、真实，并且具有说服力的调查结果告知公众，仅以“证据不足”为由为事件做一个简单的概括，显然是每个人不想看到的。

　　的确，宣化县纪委对于“证据原则”理解的非常透彻，并没有在“证据瑕疵”的前提下为事件下结论。由此，性骚扰案件中的“取证难”非常明显。众所周知，在此类案件中，行为人通常都是通过言语、行为等对女性实施侵权，由于该种行为具有隐蔽性、短暂性、不可预估性等特点，受害女性很难固定证据，也就不能证明行为人实施了侵权，受害人的维权难度可想而知。

　　除此以外，目前的配套法律规定也存在不足。一来，当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只是笼统的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该规定过于原则化，不具有可操作性，“法律虚无”现象在此尤为突出。二来，性骚扰案归于民事案件调整范畴，属于侵权类型，不能“升格”到刑事案件范畴。即便性骚扰行为确实存在，行为人也只是按照侵权的标准，采用赔偿、道歉等手段还受害女性一个公道。所以，性骚扰的处罚力度不足，从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行为的滋生。

　　依靠法律，事件处理难度确实不小，即便处理完毕，也很难取得契合公众期望的效果。那么，换个角度的话，刘鹏作为党政领导干部，理应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觉悟水平，不能与品质低劣、道德败坏之人一样。所以，在法律不能强力参与时，按照党纪政纪进行处理，也算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事件已铺开，如果没有证据佐证，为何又要将刘鹏调到崞村镇以一般干部身份进行工作？理由又是为哪般呢？所以，当前还需要沿着事件脉络查实下去，不能糊里糊涂的早做“阶段性结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不仅能给女大学生徐晓云一个交代，更可以洗去他人对洋河南镇人大副主席刘鹏的猜忌。雾里看花，只凭大家的主观臆断，肯定看不清事情的真相，这必将导致无端猜测，进而影响当地相关调查部门的公信力，可谓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