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乱象的“症”与“解”

　　近年来，立法生态中出现这样的现象：某种事例被新闻媒体大肆报道之后，立法机构迅速跟进、仓促立法，以为规范一出，万事大吉。然而此类立法行为未能探寻立法对象背后的深层次作用机理，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机械主义造法之举，不仅没能“治本”，反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此种立法乱象值得我们深究。

　　问题缘起于法律制度内生稳定性与立法功利性的冲突，以及立法机构在日益崛起的新闻媒体影响力面前的价值导向迷惘。立法机构在媒体的强势面前，完全受到压制，立法者的动力来自于舆论的压力，其决策的基础来自于常识、情感。受此影响，立法机构不是进行更深入地研究以进行公平合理的社会资源再分配，反而简单地按照媒体的叙事逻辑进行立法上的解构，企图以快速地“跟进”去平息舆论或是进行立法上的免责。

　　法治的权威绝非一种文字或者程式上的霸权，而是一种基于人文主义基础上公众对法律制度的合理信赖。这种信赖又根源于两个基础：受众的真切拥护，以及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稳定性。然而，泛立法现象的涌现和频繁调整的立法，让法律制度在法理上缺乏抽象的普遍性，并极大程度地影响了诉求的代表性，这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更甚者可能沦为笑柄。可见，机械地书斋式应景型立法，其简易的应激反应所带来的制度安排是没有权威性的。

　　党的十八大将法治地位提到了新的高度，法治必将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当前存在的立法乱象不仅不能确立法律的权威，反而损害了法律的尊严。要“解开”此“症结”，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展开：

　　一是把好立法的“入口关”，让各种社会管理手段各归本位，属于道德调整范围的回归道德，属于公民自治的回归自治。实践证明，人的内心具备由理性和道德引导的本能，且能够在法律强制力之外自发地遵从其他社会文化规则。反之，若法律擅自僭越，则可能会做出既无理性，也无人文关怀的规定，这是否更易让公众做出精神家园已经荒芜的悲观结论呢？当然，我们不否认法律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但后者更多地依靠人性力量的垂范。对此，老子曾云“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二是改进立法程序和技术，变被动型立法为主动型立法。只要稍加分析我们便会发现，“先锋”的舆论机构反映出的问题，大多是公共管理部门所常见的。但我们的立法机制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传递渠道，失去了立法的主动性，反而让媒体赢得了话语权。对此，我们可以利用行政资源，去整合社会管理活动中的各类信息，对重点信息进行集中、分类和分析解读，从中提炼出好的立法动议，并基于“群众路线”让公众广泛参与到立法活动中，将集中的民意和政府的宏观管理目标进行有机集合，这样具备主动性、前瞻性和群众基础的立法，才能获得制度性权威和长久的生命力。此外，立法机制的转变，也是促进政府服务职能转换和提升行政能力的重要方面。

　　三是注重立法“出口”，即绩效观念。法律规制的目的是为了产生更大的社会整体效益，因此检验立法好坏的标准就在于效益。有些立法行为所产生的效益与欲保护的目标利益南辕北辙，而相当数量的法律规范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客观情况，这些让社会运行低效率的立法应该得到及时废止或是纠正。这就需要立法在立法机制中嵌入绩效评估体系，其根本的目的是实现立法目标，并以此维护法律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