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在河北迁安市和迁西县,也存在售卖“月票”情况,只不过车主不是向路政部门购“月票”,而是向当地几家特定的“车队”购买。这种贴在风挡上的“车贴”,被司机们称作“保护牌”,2500元一张,贴上后可免查免罚。有当地正规车队称,卖“保护牌”的所谓车队,其实名下根本没有货车,而是社会闲散人员与执法人员勾结的利益体。(12月16日《新京报》)
继河南永城超载女车主服农药自杀事件发生后,超载“月票”迅速进入公众视野中,河北迁安、迁西爆出的“保护牌”事件,无疑让乱象丛生的公路超载执法雪上加霜。毕竟,“保护牌”之风的盛行,明显具有社会闲散人员与执法人员沆瀣一气的可能性,执法权被异化和扭曲的倾向性非常明显。
从报道中可以看出,不管是在迁安还是迁西,卖票的“车队”都是个人组织的,全由当地人组成,人数不固定,有时几人,有时几十人,每个人都负责各自路段,“工作”就是向司机卖牌和送牌。不难看出,“保护牌”俨然已经成为当地治超执法的重要手段,对于路政部门而言,虽然在表面上并未参与“保护牌”治超执法,却用默许的态度将执法权进行了“发包”。
公然制售“保护牌”卖给司机,治超执法人员在看到标志时,对超载行为竟视而不见,背后的猫腻显而易见。一方面,如此多的执法人员对超载行为都缄默不言,其背后可能存在权高位重的相关负责人放任“保护牌”的滋生,私下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利益分配。另一方面,执法人员扣下具有“保护牌”的超载车,反而会被殴打,如此猖狂的行为背后,明显存在更多的“保护伞”。而且,“执法部门抓得越紧,黑车队就越多”,如果不是相关部门的失语和渎职,就不可能衍生出如此大量的黑车队。
其实,就目前情况来看,想要拨开事件背后的迷雾并不难。只要从“保护牌”售卖的线索顺藤摸瓜,一层层地查证和过滤,就能找到“保护牌”背后真正的“大哥”。问题的关键在于,黑车队背后的利益格局可能涉及的不只是某个部门或者某个人,甚至牵涉到更多的部门以及更多权高位重的责任人。所以,在利益格局复杂、不明朗的背景下,确有必要剥离地方相关部门的调查权,让不受地方因素羁绊的调查主体适时介入,从而揪出事件背后的“大老虎”。
如果不铲除地方“保护伞”,就无法从根本上根除“保护牌”售卖行为,超载治理乱象也将无法得到扭转。因此,我们所希望的,就是将一条龙式的超载执法抽丝剥茧,将更多的蛀虫深挖出来,而不是仅将“保护牌”乱象叫停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