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超生受罚无需大惊小怪

　　在关于著名导演张艺谋超生事件上，舆论的风向先后出现过三次“一边倒”的高潮：一是最初的舆论指责“名人超生”无人管，严厉批评当今社会在超生问题上的名人与平民“两极分化”走向；二是江苏无锡地区有关计生部门立案调查后，舆论批评 “蜗牛执法”现象；三是当无锡地区计生部门作出罚款748万余元决定之后，再次引发“处罚过重”的舆论质疑。

　　在笔者看来，关于最初的舆论指责“名人超生”，亦即舆论批评“名人”不明智的违法行为，属于社会舆论评价功能的正常效应，体现了社会监督的积极作用，是应当提倡和鼓励的，因为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任何人都具有监督的权利。至于随后的“蜗牛执法”批评以及“处罚过重”的质疑，大多基于不明真相所致。因不了解过程而生怀疑，亦系正常现象，情有可原。当笔者见到有关媒体对上列问题的报道（《法制日报》2014年11月11日“视点”栏目刊登该报记者丁国锋《计生局工作人员：748万余元处罚合法》一文）后，明确了事件发生与调查处罚过程，否则笔者也会与民众舆论一样始终处于怀疑之中。有鉴于此，笔者就张艺谋超生事件谈几点看法。

　　关于如何评价计生部门对“名人超生”舆论所表现出的回应态度

　　《法制日报》作为法治大报，其对特定的重大新闻事件的调查报道，其真实性和权威性不容置疑。根据该报记者调查的情况表明，自2013年5月有舆论反映张艺谋超生以来，江苏无锡地区计生部门就多次作出过回应，表明将及时公布调查结果。但长达半年的调查没有什么进展，张艺谋本人亦未作出任何回应。同年7月，当地计生部门正式立案调查，并曾专门赴京寻找张艺谋，并通过相关渠道向张艺谋夫妇发函十多次，仍无回应。直到2013年11月底，陈婷、张艺谋夫妇才委派代理人到无锡接受调查。这一较长过程表明，一方面，计生部门回应舆论的工作态度是积极的，而且该计生部门除专门调查机构开展工作外，该局很多人都参加了调查工作。另一方面，正如计生部门的反映和记者对相关机关的了解，调查名人超生与调查普通市民超生情况是不同的，尤其像张艺谋这种名人流动性大，异地取证难，有其客观上的原因。此外，作为被处罚对象的陈婷、张艺谋夫妇二人，缺乏积极配合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当地宣传部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作为行政部门只能采取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手段进行调查，缺乏强制措施，更多的需要当事人配合”，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关于计生部门对张艺谋超生处罚748万余元是否“处罚过重”

　　其实，这种质疑纯属是只见数字而不明情节所致。据媒体报道，当地计生部门于1月9日向陈婷、张艺谋夫妇发送了《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认定陈、张非婚生育三个子女，违反了计划生育法规定，依法对陈、张征收计划外生育费及社会抚养费共计7487854元。这一处罚数字的依据，来源于当地计生部门先后组成的9个调查组，赶赴北京、广西、四川等多地调查取证，按照三个子女先后出生时间的前一年度，即2000年、2003年、2005年陈婷、张艺谋的个人收入作为执法处罚依据，最后认定为：在2000年，陈婷无收入，张艺谋个人收入为2760元；在2003年，陈婷无收入，张艺谋个人收入1062760元；在2005年， 陈婷无收入，张艺谋个人收入2518590元。也就是说，陈、张二人在涉案三个年度的个人收入总计为358.41万元。陈婷、张艺谋对这一结论的完整性、真实性作出了书面承诺（记者丁国锋撰文报道）。这表明，处罚的依据来源于9个调查组赴实地的调查核对，来源于陈、张夫妻在不同年段的经济收入的计算，且经其书面作出的承诺认可，处罚合法有据。

　　关于在同一国度的法治框架下，对名人和普通人应当如何执法

　　笔者认为，在我们中国，古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先例，今有宪法第五条明文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因此，名人与常人同罚，无需大惊小怪。按照汉语解释，所谓名人，“原指日本围棋高手的荣誉称号。取义于汉语，以名人称有声望的人”（《辞海》，1979年版（缩印本）增补本第248页）。而今所谓“名人”，有些很难与“有声望的人”划等号，有的演几场戏、唱几首歌就被冠之为名人。中国的所谓“名人”效应，事实上早已出现极不正常的“爬高速度”，有些人却不懂得“皎皎者易污，峣峣者易折”的道理，结果很多问题都出在名人身上，反污了那一个“美丽的名号”。严格地说，名人作为“有声望的人”，像张艺谋这种名导，应当带头遵守法律，提高道德修养，给普通公民作出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