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就业歧视需法律纠偏

　　2013年被媒体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年”，市民对就业状况评价如何？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近日发布“2013年就业状况全国城镇居民评价”民调报告。调查显示，41%的受访者认为在当地找工作“比较难”和“难”，超六成年轻人认为存在就业歧视。（2月25日《羊城晚报》）

　　作为年轻人，本就在工作经验、工作经历等方面存在一定的欠缺和不足。如果再在工作中受到不平等对待，就会面临更大的工作生活窘境。调查中，超六成年轻人认为存在就业歧视，通过该比例，不难看出年轻人在工作中面临的人为窘境确实非同一般。

　　对于年轻人而言，大部分人在遭受就业歧视后，都会选择沉默。在现实中，我们也很少看到能够有人拿起法律武器，为自己所遭受的歧视进行维权。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因为很多歧视是隐性的，取证难度比较大，通常情况下都没有维权证据。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维权成本过高，在维权过程中金钱及精力都会出现严重消耗，而且不一定取得理想的效果。

　　除此以外，法律的规定也过于模糊和笼统，比如在劳动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条文中，只有概括性的规定，并没有细化歧视行为的标准和条件，而且缺乏必要的惩罚处理措施。如此无力的法律规定，根本不会触及单位违法后的生存底线，就业歧视现象屡禁不止也就不足为怪了。

　　肯定的说，我们在为遭受就业歧视的年轻人高呼维权的同时，不能忘记被束之高阁的法律，只有明确清晰的法律条文，加之强有力的约束和惩戒，才能消除歧视，打消某些单位在招工用工过程中做“小动作”的念头。

　　基于此，就需要完善法律规定，细化性别歧视的标准和条件，让法律更具可操作性。对于取证难、维权难的现象，则可以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倒逼单位承担不存在性别歧视的举证责任。同时，对于性别歧视的案件，也可以纳入公益诉讼的范畴，在维权成本上低一点，在维权程序上简单一点，让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年轻就业者们不再面临维权窘境。